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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
□ 梅明蕾
最近读到一篇书评文章《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文中着重讨论了新音乐（现代音乐）大师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让我对聆赏音乐这个再寻常不过的行为有了更多思量。
阿多诺认为：社会是艺术的本源，即使是最纯粹、最严肃的音乐也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任何时代的音乐作品，都是以某种方式体现着它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而音乐中的冲突，也正是现实社会中冲突的某种显现。
这番话听起来有点大而化之，而一旦他将此作为衡量西方现代音乐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标准，并以具体作品作为案例来分析时，便会觉得阿多诺为聆赏音乐打开了一扇匪夷所思的大门。
这一次，他分析的是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在阿多诺看来，勋伯格面对异化的社会，以全新的音乐语言，“无情地、逼真地表达了现代人所受的苦难”，向社会发出反抗的不谐和的声音；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则“作为风格的服饰，使自己能如此完美地去适应当前的社会状态”。所以，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倒退的。
坦白讲，作为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体系的首创者，勋伯格的音乐我听得很少，为什么？因为作曲家全然不在乎听者的体验，以其声乐-器乐作品《月光下的彼埃罗》为例，旋律全无调性，和声基本不和谐，听不出结构，所指更不知所云。正是勋伯格的作品，让我得出如是听觉感受：古典音乐离我们很近，现代音乐反而离我们很远。
斯特拉文斯基自然也是现代乐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分析起来同样是一言难尽，在此只能是挂一漏万，点到为止。我是通过《火鸟》《春之祭》《彼得鲁什卡》等作品初识斯特拉文斯基的，粗略而言，他的音乐配器尖锐粗粝，节奏狂野暴烈，声音结构复杂，风格怪诞反讽，但调性却并未全然缺失，加之是舞剧音乐，因着情节的引导，为理解作品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感，而且更具可听性。所以二人相比，我更能接受斯氏的创新。
可问题来了，二人的创作同样运用着现代音乐语汇，同样都具一定的怪诞性，为何阿多诺听出了进步和倒退，而我们却完全无感呢？况且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音乐本身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是怎样的耳朵才能从中听出如此具体的价值指向且作出如此明确的评判？
如果阿多诺在世，我要是有机会采访他时，或许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老人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底是从音响本身“听”出来的，还是带着哲学家的脑袋“读”或“想”出来的？想当然的音乐赏析路径，当然是先“听”，然后是“读”和“想”，或是三者的结合。当我们强调听音乐无须“懂”时，想必那是赏乐的初级阶段，只顾着它好听与否；当我们欲追究它为什么好听耐听时，不免要从研习乐理中寻找答案；更进一步，当我们想从音乐中听出更多内容，如像阿多诺那样通过音乐来洞悉历史的思潮，社会的脉动和美的真谛，那就得从“音响”本身出发进到更广阔的知识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