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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 刘洪波
规划是进步观念的显著体现，是直通未来的时间管理，也是充满信心的技术瞻望。
任何一项规划都指向拓展而不是退缩。在现代社会里，规划已成为管理的一项基本技术，无论个人还是组织，不分行业或领域，都得到普遍的运用。规划中包含着预测，但只是乐观的预测。每一事项，当它作为规划的对象而出现时，都被描述为具有扩大、增长、提升的趋势。规划可以视为进步主义的宣言、乐观主义的写照。
规划指向未来，管理着尚未到来的时间，使未来通过目标的形式而提前到现在被“把握”在手。一般来说，时间管理运用于当下的时间段。它或者是直接的当下，现在要做些什么；或者是十分临近的未来，例如明天、下周要怎样。规划将时间管理延伸到长时段的未来，它包含了对“线性”的双重设定：一是时间上的线性，如同一条直线，未来自然会到来；二是变化上的线性，这是更重要的假定，那就是事情如同一条直线，可以被洞悉、被描述，就像我们有一个函数式，以现在为初始条件，就可以把未来画出来。
规划是一项技术，包含了意图、目标、路径的表达，也包含了在总体性架构之下，各部分事项的比例关系、先后关系、轻重关系的协调安排。同时，规划也依赖于技术，相信技术将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对技术的信心，就不可能产生“扩大、增长和提升”的预期。可以说，规划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管理技术，与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在技术发展缓慢的古代，规划不仅难以做出，也不必要去做。
规划是对事情可控性的追求，对不确定性的消除。它清晰了事情的目标，从而消除了事情的不确定性；它描述了一种可追求的前景，也消除了其他可能的前景。在这一点上，规划与技术显示了同样的功能，那就是不断实现对事情的控制。
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解释，技术提供对世界的操作。科学实现对规律的认识，技术实现对事情的控制。人们用卫星和雷达去观测云层，提前知道何时、何地发生灾害天气，于是有所预备；人们用机器去加快动作乃至思维，从而减少了各种各样的“无能为力”，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纳入可控范围。这就表明，技术是可控性、确定性追求的一种结果。
可控、确定，是生存安全的根本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技术都可以算是“安全措施”，是人类生存安全的保障能力。现代社会，每当谈论今天时，人们都容易进行技术上的理解，对比技术落后的窘境和不便，技术上的抚今思昔、忆苦思甜十分普遍。谈论未来时，人们更加普遍地想象技术上的发达。技术不只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背景，也是未来想象的基本内涵。使人更加安稳、更加确定，让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控制一切，这构成了人们对技术的基本理解，也构成了对人类发展的基本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存在着时间上的内在矛盾。
时间是根本的变量。时间以其不可捉摸的变易和幽微，区别于空间的可及性、显在性。一切在空间里呈现的东西，都让人可以望知、可以把握、有所“抓手”，可以想象去以力施为。而时间是变化的、不可把握，它就是不可控、不确定的总根由。永恒是不变的，时间是变的。因为时间就是变，这才有事情随时间而千变万化，产生各种不可预知的意外，以及各种虽可预知而不可控制的结局。不可预知的意外，例如飞来横福或飞来横祸；可以预知而不可控制的结局，例如事物都有从初始到衰亡的历程。
一个追求可控和确定，一个不可控与不确定，这就是技术与时间的矛盾之所在。也可以说，技术有内在的反时间、去时间性质，有将时间转化为空间、将变易固化为形态的倾向。技术虽然总是未来导向的，但它总是要消除未来不确定性，从而使人能够把握未来，这样，它对待未来的方式其实就是取消未来。使未来可控和确定，意味着使未来不产生自由度，而只以一种形态出现，那就是现在的“扩大、增长、提升”。在技术的视野下，未来似乎是开放的，但未来的唯一维度是现在的放大版；它本质上是闭合的，闭合于可控与确定。
我们希望的未来，是包含各种可能性的自由开放，还是确定可控的放大版现在？我们更恐惧自由，还是更厌倦注定？回答或不相同。真实的未来，可能仍是技术无法控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