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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 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
□ 李昕
我认识王蒙先生，得益于老领导李曙光的介绍。1984年底，我刚刚接手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文艺理论组的管理工作，李曙光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感到理论组的书稿比较陈旧，新鲜感不足，想组织一点有新意同时有思想冲击力的选题。我谈到几位当时活跃的人物，其中就有王蒙。
王蒙当时经常发表一些理论性文章，他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引起文化界轰动。文章指出，和五四时代的老一辈作家相比，我们今天的整个作家队伍非学者化，作家队伍与学者队伍日益分离，走上两条道路。但是，作家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文化修养，是很难写出史诗性的伟大作品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从这篇文章中，意识到王蒙其实也是文学评论家，是可以出版评论集的。我的想法得到李曙光的支持，他与王蒙很熟悉，便把王蒙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那时王蒙还在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家住在虎坊桥一带的老式居民楼里。我去向他约稿，他很高兴，叫我“小李”，给我讲他和“老李”（李曙光）的一些故事。他编书不难，因为才思敏捷，写得极快，因而手里现成的文章很多，对他来说，不是文章够不够，而是突出什么主题。考虑再三，他决定以《创作是一种燃烧》作为书名，同名的文章也是他当时影响极大的一篇创作谈。
他选出几十篇文章，其中有些是演讲稿。我做编辑发稿，重点是对演讲稿做文字润色，把口语表达中不规范的词语规范化。这样下来，有的稿子也改得很花，其实都是一些技术问题，包括“的、地、得”的正确用法。为了尊重作者，我发稿前到王蒙家给他过目。他看我改了那么多，随口说：“你可别给我弄错了呀。”我很自信，说：“不至于吧。”于是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稿，一边和我聊天。我发现他可以一心二用，聊天不耽误看稿。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你看，这个地方你改得不对，‘地’应该是‘的’。”我一看，果然是我改错了，弄了一个大红脸。这件小事，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我引以为戒，从那时开始，我做编辑案头工作，凡是在作者稿子上做的修改，我都要反复校核，至少三遍。
王蒙对我编辑的《创作是一种燃烧》很满意，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第二年，他担任了文化部部长，家搬到朝内小街一个四合院，离人文社大约只有300米，我常去看望他。去了也并不是约稿，只是聊天。他知识广博、思想敏锐、经历丰富，听他聊天是一种享受，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见闻。他辞去部长一职后，我和同事去看望他，见他若无其事，谈笑风生。临出门前，他拿出厚厚一沓彩色照片，从中抽出几张，给我和一起去的同事每人一张。那张照片是他站在自家小院里的半身像，突出他的一张喜形于色的脸和哈哈大笑的表情。那笑真是开怀，笑容真是灿烂，令人观之忍俊不禁。照片背后有他的亲笔签名。王蒙说，“要过年了，这照片就代替我的贺年片了。”我们顿时感到他的豁达中透着一种机智。
后来我去香港工作，我和王蒙的故事还有后续，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