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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在记忆与悼念之场： 欧洲文化史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论。 |
[美] 杰伊·温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始终令人着迷。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末的局势好像与20世纪初惊人地相似，这一点令人不安。我们最近目睹了欧洲国家体系构成要素的分崩离析，以及1914—1918年战争催生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分道扬镳。“冷战”的终结将我们带回到的不是1939年或1945年，而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1914年。那些似乎早已尘封的种族与民族之争，如今正血淋淋地重现在世人眼前，令人痛苦。
欧洲一体化的曲折历程，更凸显了重温欧洲分裂的血腥历史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并最终摆脱20世纪欧洲灾难史的阴影，我们必须重返那场释放出持久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一战”，因为这场战争既将我们推离，又将我们拉向统一的欧洲。
在某种程度上，这段历史早已为人熟知。关于该时期的军事、经济与外交史，各类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欧洲人如何理解进而超越战争创伤的过程。战后涌现的无数公私纪念场所与哀悼空间——它们从未被置于比较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正是本书聚焦的核心。
记忆已深深镌刻在风景之中。行走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地区，随处可见那场战争恐怖的痕迹——那些几乎超出人类理解范畴的惨重伤亡，以及为纪念逝者所做的一切努力。战争纪念碑遍布乡野：城市商业广场、村镇教堂、学校庭院、山野田间，甚至在最不起眼的坡地角落都能觅得它们的踪影。而凡尔登、马恩河、帕森达勒与索姆河的巨型军人公墓，则如同记忆的现场散布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
这些地名及其承载的惨剧，对亲历者而言实在太过熟悉。在法英德三国，丧亲之痛构成了“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最普遍的集体记忆。仅这三国的军队就折损了四百余万名官兵，相当于每六名军人便有一人殒命——这个数字占据了这场血腥战争总伤亡人数的近半。不夸张地说，参战国的每个家庭都笼罩在丧恸之中，大多数人哀悼着父亲、儿子、兄弟或丈夫，更多人则为失去朋友、同事、恋人或同伴而哀悼。
超越创伤是一种特权，而非寻常体验。铭记1500个日夜的战争焦虑，必然伴随着如何遗忘的挣扎——在两次大战间的岁月里，那些无法驱散战争梦魇的人最终被关进了遍布欧洲的精神病院。多数人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记忆与遗忘间的平衡点，这样生活，他们至少有机会超越战争创伤。本书正是要探讨这个艰难的超越过程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