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

    《云山苍苍：任继愈传》

    郭梅 何霄 著  团结出版社

    □ 郭梅 何霄

    ■ 巧遇季羡林成为变革契机

    1987年，任继愈先生71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这样光辉的履历足以让先生坐享荣耀，但是老骥伏枥，他又挑重担，进入人生的第三个角色——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先生是国图任职时间最久的馆长，十八载岁月，2005年4月14日，经任继愈先生再三请求，他终于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那天，是他89岁生日的前一天。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我国最大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五大图书馆之一。1909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民国时期，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51年，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

    《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敦煌遗书》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1933年，在广胜上寺弥陀殿12个藏经柜中发现金代民间刻印佛藏《赵城金藏》，国际学术界为之轰动，甚至引起侵华日军之觊觎。烽火硝烟中，《赵城金藏》历经辗转，终得保全。1949年，《赵城金藏》被移交至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后历时17年才得以装裱修复。古籍善本价值连城，普通读者不能一睹其真颜，更不可能随意查阅使用。

    一天，任继愈先生在馆内巡视，突见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季先生枯坐于前，既不看书，也不查找资料。询问之下才知，国家图书馆有规定，不达到一定级别没资格查阅善本，所以季先生不得不陪他的学生前来查阅《赵城金藏》——于是，“有资格”看的，枯坐着；“没资格”看的，“沾光”看善本。

    此事让任继愈先生深埋心底的修撰大藏大典的梦想被激发出来。这样优秀的典籍和经书，躺在故纸堆里，怎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怎么能为我们的文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任继愈先生说：“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

    在先生的带领下，国图及一大批学者用漫长的16年，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合力编撰了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经典——107卷、总字数过亿的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这套典籍收集了大量佛教经典，涵盖了从早期佛典到明清时期的诸多版本，为研究佛教思想、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标志着中国古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在他的主持下，《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图录。任继愈先生说：“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稀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

    ■ 操心斑马线和供电

    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图馆藏书籍超量、服务超荷载的情况慢慢凸显，国图新馆1983年奠基开工，1987年10月15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投入使用。

    1987年国图土建完成，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由于图书馆工程和市政建设工程没有完全衔接，完工后的国图门口虽是宽敞的中关村南大街，但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斑马线都没画，附近也没有公交车站，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而无进展。任继愈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亲自去找市长改进规划，国图门口终于有了一条可供行人穿行的斑马线。

    国图甫一开馆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但规模建制一下子扩大数倍，占地面积和工作人员成倍增长，用电量也陡然增加。可北京供电局供给的用电量基数不变，一旦超过就要罚款，给国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任继愈先生再次出马，找到相关部门协商，将国图的实际情况进行汇报，最后供电局提高了国图的用电基数，顺利解决了问题。

    斑马线、几度电，看起来都是零星琐屑的微小之事，但在任继愈先生心里都是大事，“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国图同仁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