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剧2025：不再是“保卫”或“逃离”

    郭梅 杭州师大教授，剧评人、作家。

    □ 郭梅

    国产的家庭伦理剧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传统家庭剧的核心矛盾往往是家庭堡垒所遭受的外部入侵（如第三者）或内部问题（如重男轻女），叙事动力在于“保卫”或“逃离”。而2025年热播的《六姊妹》《我的后半生》和《四喜》等剧集告别了过分倚赖“出轨、打小三、婆媳大战”的强冲突叙事窠臼，转而深入当代家庭生活肌理，探寻在高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存在困境与情感联结，被观众誉为“在我家安了摄像头”。显然，这并非简单的题材迭代，而是一场全面范式转型，将家庭叙事从封闭的私人道德场域推向广阔的社会经济场域，完成了从“伦理剧”到“社会剧”的深化。

    《六姊妹》以六个亲姊妹之间的善恶之争为核心，描摹偏心母亲和大气祖母对六姊妹的不同影响，展现生活的真实，弘扬善良与宽容的家人相处之道。《四喜》则以一种极致的“强设定”将对家庭伦理的探讨推向哲学层面，该剧以传统戏曲《玉蜻蜓》里的生母、养母、寄母“三母争子”为故事模板，以生母、养母、婆母“三母争女”为核心矛盾，提出深刻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家？爱的形式和本质如何统一？凝聚家庭的终极纽带是血缘？是日积月累的养育之恩？还是由法律或利益缔结的社会关系？剧中人不再被贴上简单的善恶标签，养母大度无私的爱、生母笨拙的弥补、强势而“势利眼”的婆母锥心刻骨的丧子之痛，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多维的亲情图景。可以说，该剧通过将人物置于血缘、恩情与伦理的漩涡中心，实现了对家庭本质的深层解构与重构，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女性该如何面对各种人生的大考，尤其是如何看待生恩、养恩和生育，将剧集的主旨从“家庭保卫战”迭代到“个体存在之思”。

    同时，家庭伦理剧主题的深化必然要求叙事形式的革新，其探索路径有向生活本真的“下沉”和具备网络时代特征的“数据库”式表达。如《我的后半生》聚焦银发婚恋，通过单元式的故事叙述，罗列了银发婚恋的各种“奇葩”现象，集中反映了当下的部分社会面貌，也提出了一定的反思，形成剧集与社会的“叙事共生”。这似乎在告诉观众，家庭伦理剧的社会功能正在从“讲述一个故事”扩展到“提供一个讨论的公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伦理剧的女性角色走出了“绝望主妇—遭遇背叛—涅槃复仇”的悲情循环，其成长动力由外部刺激转向内部觉醒，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不再局限于职场争霸的单一维度。女性的价值不再需要通过对抗男性或牺牲母性来证明，而是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通过持续的选择、沟通与自我界定来实现。她们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强悍的；可以热爱家庭，也可以渴望事业；可以犯错，可以徘徊，但始终保持对自身生活的定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