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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襄阳城》 马力 作 |
□ 谢伦
一
“宛宛樊城岸，幽幽汉水波。”这是诗人张九龄站在岘山看到襄阳城的样子。当然，千年过去，襄阳城已不再是唐朝时的襄阳城，但樊城岸依然宛宛，汉水波仍旧幽幽。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从襄城到樊城，或从樊城到襄城，都不是骑车或乘公交走汉江大桥过江，而是喜欢坐渡船，由襄城的小北门码头下水，到对岸米公祠大码头或龙口码头上岸，反之亦然，慢悠悠的，在江面上漂游约3公里（汉江襄阳段水面最宽处6到8公里）。我非常享受这个“慢悠悠”的3公里，它给了我在水上来观察这座古老城市的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时间。我觉得坐渡船过江，跟乘汽车、骑自行车过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到船上，江水一漾，就有种时光漫漶穿越的感觉，似乎回到了古城过去的某个时空。襄阳建城2800多年，自秦汉三国以降，历朝历代遗落在此的印痕太多，一些堆积着厚厚岁月尘埃的古物古建有很多都还在那儿，你坐船游弋在江面之上，向北，抬眼即可望见北岸的米公祠、柜子城、骑鹤楼、水星台，以及星散于江堤的一个个残石驳岸的老码头、乘渡口，那些修建于不同历史时期，已是满面沧桑的商帮会馆、戏楼；若回头向南，则同样可远眺襄城的昭明台、岘首亭、习家池、绿影壁、武侯祠……尤其是矗立在汉江南岸的高耸天空的城门楼子、蜿蜒雄浑的古城墙，往往看得你心魂震荡，难以平复。天空还是那个天空，云朵也还似那些云朵，你沉浸其中，仿佛就有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迷离和疑惑。因而于我来讲，每次“慢悠悠”在船上来回漂行的这3公里，不啻是一条时间上溯的古老道路，既是自身内心的幽微考量，也是对这座古城悠久、深厚历史的过往回顾。
那时候，我刚从美术学校毕业不久（20世纪80年代），先是供职在江北中山老街的襄樊广播电台，后又到江南城墙根儿下的电视台，职业是记者，却梦想做画家的贼心一直不死，逮住空便拿起相机，背起写生画板穿行于汉江两岸，寻觅在古城的角角落落。无论寒暑，乐此不疲。那时坐渡船的人已经很少了，自打有了汉江大桥的快捷便利（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往来渡船、码头的人迹便逐渐稀落却也终究没有断绝，一江“幽幽汉水波”就像城市书架上的一沓沓旧书，也总在不时地吸引着人们前来翻阅、追索。事实上，在一切都要高速、高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今天，那些隐匿在时光深处的古旧之物，也并非人人都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但是作为城市的根脉部分，如悠悠汉水般恒久的浸润和影响又无处不在，由它们所承载的这座古城千百年来的市井烟火，历史人文等等，亦无时无刻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显现出来。还记得刚来襄阳的头两年，常听人们在谈到襄阳城时，好用“南船北马、汉水中枢、七省通衢”来形容。从深层意义上讲，其实我并不是很理解，或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的一知半解，偶遇外地朋友谈到这个话题，我也是含糊其词。没料一次在皮坊街“子曰茶庄”和茶庄老板老石喝茶聊天，聊到历史上襄阳城与茶叶的渊源，说在清朝康雍乾中俄茶叶贸易的空前旺盛时期，从汉口上来的茶包船队到了襄阳，江面上穿梭往来的帆船夹岸停泊，桅杆如林，各个码头的脚夫们“船下”“马上”的繁忙（茶包卸船换马），人欢马叫的热闹，忽如电光石火，让我豁然开朗（看来对一方文化的了解、领悟，光有文字还是不够的，还是得深入到其具体生活的语境或场域中去，方能有一个立体的认知）。文物是活着的历史，其实人也是。一代代人在接续着祖辈的生计，却也传承着一方风土的血脉基因。——“一座襄阳城，半部茶叶史。”一片茶叶已然跨越千年时空，成为链接这座古城古往与今来的鲜活事实和一往情深。
二
要说襄阳地区的种茶、饮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两汉及先秦。鄂西北的高山大水，是天然出上好绿茶（本地人叫青茶）的绝佳之地。茶圣陆羽曾在《茶经·八之出》中，把鄂西北绿茶列为全国五大名茶之一，与彭州茶、天目山茶、凉州茶、衡州茶齐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茶叶、茶水，历来在襄阳的日常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和今天的牛杂面、黄酒一样，是古城人一日不可或缺的口福。但从另一方面讲，茶叶在襄阳又算不得是什么稀罕之物，因为多，不仅是数量多，还有品类的盛——绿茶、红茶、黑茶、岩茶、砖茶……除绿茶为本土高山地区所产之外，其他大多是从南方的安化、武夷山、羊楼洞等地经长江、汉水迢迢而来，这当然是拜万里茶道所赐，并经过数百年的日月浸润、熏染，早已和绿茶一起，成为襄阳人顽固且地道的口味。襄阳人茶饮种类之丰富、品质之好，在受制于交通阻隔、以船代脚的水运时代，是内陆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故而茶叶在鄂西北地区，也一向是表达自信和情谊的一种至要事务。茶多，茶行、茶馆自然就多，且生意红火。历史上在老樊城的四官殿、马道口、鹿角门那一带，都是行帮会馆、戏楼、船行及水岸码头最集中的区域，也自然是茶行和茶馆的汇集之地。南船北马的货物，川流不息的人群，夹杂着北侉南蛮的口音，熙熙攘攘，日夜喧哗。一家家茶行承接着大宗的茶叶买卖，大大小小的茶馆也开得和热闹非凡的酒肆脚店一样，随处可见。“坐茶馆儿”是老襄阳人的口头语，却也是嗜好、是传统。人闲时坐茶馆，喝茶、聊天、海阔天空；忙了还是坐茶馆，谈买卖、谋差事、互通有无。人们至今念念不忘的“一步一码头，三步两茶楼”，说的就是明清时期襄阳城依托汉水的船运发达与茶业兴旺的真实境况。
三
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在汉水两岸靠近江边的一些老街老巷中，茶馆还依然多多，且葆有古风。像樊城的九街十八巷（特别是中山前街、后街），襄城的北街、西街、管家巷等，几乎每条拐弯抹角的巷子里，都有一到两家。80年代还不太时兴华丽装修，三五间黛瓦飞檐的临街老屋（有的是二层木楼），十几张桌椅即可开门迎客。桌子多半是暗红色八仙桌，椅子为条凳或高背靠椅（也叫太师椅），白瓷茶壶配青瓷盖碗，烧水或煮砖茶的大铁壶（一般都有三到四个）就放在一旁的几个煤炉上，沸水冲得壶盖儿噗噗噗响。看似简陋，却也充满古意。我时常是在街头巷口画画累了、口渴了，便随意踅进哪家去歇歇脚，喝一碗茶。在茶水氤氲的热气里，去慢慢体味一座古城的世俗烟火，那绝对是万分的惬意和享受。
回忆一下，那些年仅我进过的茶馆、茶楼、茶舍（叫法不同），大约不少于十几家吧。如昭明台上的“文选茶楼”、古城墙下的“一揽江月茶轩”、大北门的“老李家茶馆”、护城河东门口的“阳春隐庐”、中山前街“张三姐的午后茶”、朝阳门的“旭日茶叙”等等。但要说印象特深的，也是我去得最多的一家，还是前面提到的“子曰茶庄”。去那里次数多，主要是我和茶庄的老板老石投缘。“子曰茶庄”位于樊城皮坊街街口，门外就是汉江，就是曾经“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的晏公庙码头遗址。由茶商们修建的著名的山陕会馆也在同一条街上，距离不过100米。老石叫石千石（音：dàn），他爷爷给取的名字，千石茶的意思。但每提及，老石就要摇摇头说惭愧、惭愧，半辈子都过去了哩，莫说千石茶，连百石也没混到。老石是“老三届”毕业生，很有情怀的一个人。在经营茶庄之余，还爱书法、好古董，在市里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古建筑摄影家。本着干啥就吆喝啥，颇有些见识的他，大概是为了茶叶的名分和市场吧，总喜欢给我摆茶叶的龙门阵，讲襄阳作为万里茶道上水陆交通的咽喉之地，茶行业曾是如何的发达，对有关于茶叶贸易的茶行、船行、会馆、码头等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老石说他家人老几代都是吃茶叶饭的，都是在码头和船上讨日月。从他太爷爷那辈开始给山西茶商跑船，到他爷爷、他爹还是给茶商跑船，后来他爹上岸在码头做事儿，在梯子口帮俄国人跑腿开茶行，早晚回家都一身茶味儿。
老樊城的水星台，自古就是一个很大的茶马市场，北方人用骡马在这里交换从汉江上岸的各种砖茶、饼茶和本地绿茶，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条马街。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出土过不少青石和麻石的拴马桩，其中有两个就被石千石捡漏，收来立在了他茶庄的大门口，门神一样一边一个，半人多高，上面雕着马头，很漂亮。我每次去总要端详一番，用手摸一摸光溜溜的马头。
四
三千里汉水流经襄阳，成就了汉江上最大一个水陆码头，天南海北的人经这里来来往往，南船北马的货物在这里集散、转运、消费。“万垒云峰趣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王世祯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奉旨入川，在汉江上见证了汉中与襄阳之间千帆竞渡的交通盛况。据史料载，在万里茶道最繁盛的那些年，航行在汉口至襄阳段（包括到老河口）的船只有5万多条，汉江上从事水运业的船工脚夫近40万人，船行47家，其中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日交易量达30吨。全国各地（即闽、晋、苏、皖、川、陕、内蒙古等地）在襄城、樊城所建的同乡会馆有21座，两岸供各类货船停靠的转运码头32个。只不过随着近代陆路交通的迅猛发展，车载渐次替代了船运，往日水上“风帆层叠，舳舻相继，船工号子不绝于耳”的繁忙景象，现只存在于泛黄的书页、存在于老辈人的“曾经”与“过去”之中了。那些会馆、码头，包括清末民初的老茶行、老茶馆、老戏楼，大多荡然无存，即便有些许得以侥幸留下来，也成了在时光中被保护着的文物或遗址，算是眼下尚可触摸到的“过去”的辉煌。百年兴衰，弹指之间，快得来不及挥一挥手。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前后，汉江上除了偶尔的几条打鱼船、垂钓船，经常可见的，至少在当时，就只有一条往来于两岸的摆渡船了，只要不刮风下雨，每天早晨的八九点钟，它一准会出现在粼粼波光的江面上，下午5时左右便已然收班横在了龙口码头或米公祠大码头的乘渡口（樊城岸的两个停靠点）。一边是宽阔的汉江大桥上往来飞驰的汽车，一边是茫茫江面上飘摇的一艘木船，就是那时汉江上的日常景象。快与慢、新与旧，它们彼此相望，亦彼此对峙，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撑渡船的鲁师傅，据说还是市航运公司职工，因航运效益日渐不好，便主动申请来码头摆渡。鲁师傅不善言语，不论是站在船头撑篙，还是坐在船尾摆弄机器、把舵，黑红的一张脸永远是严肃地看向远方，像个面无表情又思绪万千的诗人。我每次想和他搭个腔、扯扯闲篇均告失败。他说得最多的话也不过是：“招呼哈，开船啦！”“莫慌、莫慌，等船靠稳了再下么！”——嗓门高昂、夹生，像吵架。江上日暴风大、消耗也大，船尾舱板上用铁丝牢牢圈住一个很大的装着茶水的玻璃瓶子（估计能装一斤多茶水），有时绿茶，有时红茶。鲁师傅喝茶很凶，每摆渡一个来回，就得上岸到“一碗茶”茶社去灌一瓶。“一碗茶”茶社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它位于龙口码头与米公祠大码头之间，背靠城墙（只剩半截明代的老城墙），面朝大江。我在等渡船时偶尔也进去混下时间。但多数时候，我还是更愿意坐在江边码头的青石条上，远望着江那边豆粒一样的渡船慢慢摇过来心里更为安妥。一条条驳岸的青石，都被经久的岁月打磨得光溜溜的了，呈倒梯形自上而下一阶叠一阶伸向下面的江水里。有的石条已断裂、残缺，还有的显然是被吃力的脚板踩踏得中间凹陷，两头翘起，不忍目睹，仿佛一闭上眼，就还能看到昔日那些“脚夫”们肩挑背扛的影子。
码头上经常有人提着筐篮来卖东西，有卖各种低档散装茶的（高档茶都在茶庄里卖），红茶、黑茶、绿茶都有。黑茶里有砖茶和饼茶，零卖都要拆装分块；绿茶则多为炒青，本地叫“大把抓”。还有卖茶叶蛋、瓜子之类的；卖鱼的最多，买鱼的也多。汉江上的打鱼船多半从米公祠大码头上岸。这时候鱼最鲜活，一些开餐馆的人早早就来码头候着。若是碰到有“缩项鳊”，那一定是谁的好运气！“缩项鳊”，又名“槎头”，为汉江襄阳段樊口一带名产，是在汉水里长出的独特滋味，素以肉质细嫩、鲜滑味美著称。相传曾为南朝贡品。说是在南朝宋时期，襄阳刺史张敬以六橹船“缩项鳊”作为贡品敬献，获过“槎头刺史”的封号。民间传说往往富有创意，有一种无形的代入感，仿佛你马上也能尝出些许“贡品”的滋味来。但作为张扬自家风物特产的美意，似乎又无可厚非。况且“缩项鳊”的确好吃、的确有名，也不是空穴来风。孟浩然《送王昌龄之岭南》诗：“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就足以说明。滔滔的汉水在穿过襄阳城时，停顿了一下，在岘山跟前打了个弯，就像孟浩然的诗行中陡然的一个转折，波浪翻滚，水流湍急，然后呈L状向南奔去。而在它流经的岘山南麓，就是孟浩然的故居——涧南园所在地。孟浩然生于斯长于斯，在40岁之前就没有走出过涧南园，其诗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等等，都是他居住在涧南园时期写下的著名篇章。孟浩然作为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与王维并称“王孟”。盛唐时期的张九龄、李白、杜甫、王维、皮日休、白居易……但凡有影响的诗文大家，有几人没来过襄阳、抑或没有与孟浩然诗酒唱和过呢？王昌龄在被贬岭南遇赦的北还途中，路经襄阳，他盛情邀约至涧南园，一起到江边垂钓，并信手写下了“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的诗句，以表达他们渔获“槎头”的开怀得意之情。王维也有诗：“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是一位伟大诗人对另一位伟大诗人的追忆与惋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我曾多次到岘山南麓寻访过涧南园，亦多次从涧南园的西侧，经枫林关北上登岘山。那时我总琢磨，这会不会也是当年孟浩然率诸子登山的路径呢？东海扬尘，沧海桑田，还真不好说。但是，当我伫立在岘山的崖口向东怅望，浩荡的汉水就从脚下汹涌南去，而江那边就是“水落鱼梁浅”的鱼梁州，我忽然觉得，孟浩然的这首诗，应该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写的。那时他刚从长安回来不久，大约还不到50岁吧，却已然悟透了世事人生。只是诗中提到纪念羊祜将军的“羊公碑”早已不知遗落何处，就像他的故居涧南园，现在也已然与枫林关村的一片长势茂盛的茶园一样，只落下一个空空的名字。我到枫林关村去采访，村民们说：“噢，你是问涧南园茶园吧？就在岘山坡下。”时间实在太强大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即便固如磐石的坚硬事实，也难免会被湮没无痕。但汉水就一直在天地之间流淌着、奔腾着，显得急迫又从容。那些被她浇灌、被她滋养着的世世代代的人间风土，如掌故、习俗、腔调、口味，及至两岸的山水草木，却反而经过时间的淘洗、冲刷，在人心和现实中愈加旺盛地腾挪跌宕，有着辉煌的表达——枫林关的茶好，枫林关的“白毛尖”好喝，多年来在襄阳城及整个鄂西北地区都享有盛誉。孟浩然一生好酒、好茶，但酒不可喝多，而茶宜长饮。涧南园由故园到茶园，并且出产的是顶尖好茶，这是汉江与岘山的风水，是天意，也更是诗情。我想孟老夫子倘若能穿过千年的遥迢岁月得知消息，定然会再来一场“酌茗聊代醉”吧！
谢伦：湖北枣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多篇作品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转载，曾获华文文学年度最佳散文奖、冰心散文集奖、湖北文学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