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芳
五柄越王剑，二十万言简牍，一部多出八首诗的《诗经》——这些数字堆叠起一把重构文明认知的密钥。纪南城的价值远超“地方史”，它让我们凝视一个长久被遮蔽的真相：在黄河奔涌的“华夏正声”之外，长江之畔早已澎湃着一套成熟、自信且深刻参与塑造“何为中国”的文明体系。
越王剑，竟在楚地屡屡现身。它诉说着征服、迁徙与融合，或是沙场缴获的荣光，或是匠人流徙的印记。剑锋所指，是楚国兼并越地后，对尖端技术与人力的强势整合，勾勒出一幅复杂生动的长江中下游文明互动图景。
《诗经》，竟在南方腹地保存着更为丰赡的面貌。那多出的八首诗是战乱中典籍南渡的遗存，还是楚国王室进行的系统性学习与再创造？无论如何，证明楚国精英对中原核心文化经典的热忱。
一武一文，楚人文明形态的复杂性与主体性，跃然眼前。纪南城的存在雄辩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崛起一个可与黄河文明并行对话的强盛政体与文化实体，一个拥有独特精神信仰、卓越物质创造的原创性文明。中华文明并非由一个中心波浪式扩散而成，而是在春秋战国这一“轴心时代”，由多个如星河般璀璨的区域文明经过碰撞、交流、竞争与融合，最终在秦汉之际凝铸为多元一体的磅礴格局。纪南城，正是这星河中最耀眼的星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