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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 张军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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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我见过黄鹤》《咏春调》《我陪江水走过一程》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
□ 张执浩
■ 超越焦虑，回归宽阔
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景点，无论是云台寺庙，还是河流山川，大到云山雾水，小到花草树木，一切自然人文景观，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凡是没有被诗歌（文学）照亮的地方，无论它多么优美丰饶，都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偏僻之乡。诗歌的“照见”功能在“诗教”浓郁、重视自然书写的古典中国，一直具有无可替代性。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文”因为言而得以“明”，是为“人文”，与“天文”相辅相成，两者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石。诗歌作为中国文明传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文”经由“心”而“言”，而最终达致对自然万物的彰显，而最好的彰显效果一定会构成文、心、言的三位一体和同频共振。一旦我们确立了上述事物之间的稳定关系，再回过头来反观崔颢、李白和杜甫的写作时，便能够获得一种宽阔包容的视野，即，无所谓早到者，或晚来者，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对同一个主题的反复书写，而所有的名胜楼台都不过是漂浮在大千世界里的能指符号罢了。
“诗的影响不是一种分离的力量，而是一种摧残的力量——对欲望的摧残。”我在青年时期就读到过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随着我后来在诗学中浸淫越深，越感觉类似的“焦虑感”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在这部影响巨大的专著中，布鲁姆坚持认为，欧美十八世纪以后的大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之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活在那些与弥尔顿作过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幸存下来的诗人的阴影里。几乎无一例外，每个写作者都不能幸免这种命运的蛮力。他甚至断言，历史上所有的强力诗人都无法摆脱迟到者身份的影响焦虑。我们看到，这一论断不仅在李白身上，哪怕是在更晚者杜甫身上，都得到过确实的印证。每一位诗写者在登临复登临的过程中，如何完成自己对眼前江山物象的命名，真是一桩“哀莫大于心死”的事情。然而，怎样去克服和战胜这样的哀怨和心魔，重新激活自己的内心世界，却是考察一个诗人心智的晴雨表。
1
第一次听说“黄鹤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一座建筑），大约是在我五岁。事情是这样的：我儿时形影不离的玩伴小方突然消失了几天，后来才知道他随他的父亲老方去了趟省城武汉。这个曾经熟悉无比的同伴回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整日里嘴巴念念有词，尽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譬如，他会时不时地绕着我作单腿蹦跳状，一边转圈，一边叽里呱啦：“发得玛德进宾得，日则思客斯读波克，各科成绩都顾得……”，搞得我懵头懵脑的，很不开心。这么说吧，小方神经疯魔了几天，我就郁闷了几日。几天之后小方恢复了常态，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啊，“英语，我会英语了……英歌力士。”他答非所问，继续说道：“武汉好大好大啊，有武汉长江大桥，上面走汽车，下面走火车，底下走轮船，对了，还有黄鹤楼……”至于他究竟叨咕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他迷离的眼睛在突鼓的前额下面闪闪发光。
1984年，我与小方同时考进了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他进了数学系，我进了历史系。我们约好了同一时间去学校报到。那天，空中飘荡着绵绵秋雨，我俩带着各自的行李登上了一列开往武汉的绿皮火车。因为是过路车，车厢里面早已人满为患，操着各种口音的人挤在逼仄的空间里，不适是肯定的，但一想到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就此打开，眼前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站在拥挤的过道中，兴奋地张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夜色，直到襄阳站才等到了一个座位，我和小方轮换着坐到枣阳站，才又等到了另一个座位，而此时已是后半夜了。当朝阳射进车厢时，列车已经接近武汉。小方提醒我说，等会儿就要穿过武汉长江大桥了，可别耽误了看黄鹤楼。此时，身边陆续醒来的人都将脑袋凑向了车窗，争相用手掌袖口擦拭着雾气蒙蒙的窗玻璃。在一阵轰隆隆的震颤声中，火车终于驶上了大桥，外面是朝天际奔流的江水，但直到车身完全驶过长江，我始终没有见到黄鹤楼的影子。小方憨笑着用手指了指头顶，说道：黄鹤楼应该就在这上面，我们从它下面经过了。等我们办完报到手续后再来看吧。为了宽慰略感失望的我，小方这样提议道。一周后，我们如约来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但见蛇山周围都被栅栏圈围着，黄鹤楼正在维修中。在远远观望了几眼困在脚手架里的楼檐之后，我们从桥头下来，来到桥孔下面临江的汉阳门，站在江边，以大桥为背景照了一张合影。那是秋天的一个上午，暮云低垂，将雨未雨，我和小方伫立在江畔，脸上挂着尚未来得及完全绽开的笑容，青春又稚气，清晰又模糊，这样的笑容一旦从那张黑白照片上消逝，就再也难得在别处看到了。
1985年夏天，黄鹤楼在历史长河里湮没了整整一百年后，重新浮出水面，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世人眼前。那年夏天，我们在过完暑假重返校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看重建重开的黄鹤楼。但是，很显然，这个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想看它的人实在太多了。龙灯狮头，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和几位同学在人山人海里挤进挤出，最终只能退回到桥面上，远远地看了几眼挂着大红灯笼的黄鹤楼的檐角。我在人群中不止一次听见有人在议论，大意是，它不像想象中的那座黄鹤楼了，不该用钢筋混凝土来建造，现在这座楼看上去太现代了，丧失先前黄鹤楼的“味道”。武汉人大多是重口味，为人做事喜欢讲“味道”，有“胃口”，所谓“味道”，自然得烟熏火燎，对这座簇新的建筑还得有个接受和习惯的过程。无论这样的议论有没有道理，至少可以说明，黄鹤楼早已根植在了普罗大众的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它来找到自己与历史的对应和呼应关系。
“层台迩清汉，出迥驾重棼。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风前朱幌色，霞处绮疏分。此中多怨曲，地远讵能闻。”我在大学图书阅览室里有意识地翻找有关黄鹤楼的资料，无意中找到了这首据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正面书写黄鹤楼的诗：《临高台》，作者系南朝陈代诗人张正见。之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位诗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与我少时的曾用名仅有一字之差。现在看来，这种低劣的联想也许隐含着某种命运的张力吧。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命运最终还是把我拽回到了黄鹤楼跟前，而这一次，它再也没有松手让我离开的意思。
屈指算来，我已经在黄鹤楼下生活了将近四十年。“我在黄鹤楼下搬过五次家。”这是我在一篇旧文中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重新读来，却发现它即便不是一个病句，至少也属于语焉不详。但在当时，我居然言之凿凿。黑字一旦在白纸上成形，总是充满了危险性，它们暴露的不仅仅是你身体的行踪，还包括你心灵认知上的浅薄。于我而言，黄鹤楼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随着我在武汉这座城市里生活得越久，对生活的理解越宽泛深入，其答案也越被不断修订，甚至重写。事实上，对于所有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讲，只要你心中还想着黄鹤楼，只要你眼里还能看见黄鹤楼，内心的紧张感就会不得消停。也就是说，黄鹤楼对他人所产生的压力（或压迫）丝毫不逊于它带给我的压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终生都在围绕着它打转。而在这座城市里像我这样，“在黄鹤楼下搬过五次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样一座楼下，尽管它并不高，海拔仅有85米。
但是这些年来，我的的确确在距离黄鹤楼不远处的这座院子里，搬过五次家，如果加上另外两次调换房屋，那么，总共搬了七次。每搬一回，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希望这次看不见它了吧。然而，无论怎么搬，它总在我视线之内。我终于明白，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或者说，不是它想看我，而是我想看它。“黄鹤楼已经与我的内心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终于这样坦承，“做一个文人，尤其是一个诗人，最好不要生活在黄鹤楼下，更不要轻易地去爬它。”
2
最早的时候，我住在这座院子里的一间14平方米大小的阁子楼里。除了面向走廊的一扇门，还有一扇朝西南的窗户，透过这扇窗口可以看见人民医院制药厂的烟囱、一大片灰白色的水泥建筑、散漫无序的民居，以及武昌造船厂大型机车的猩红吊臂……我经常一步跨上窗台，翻过窗户，独自坐在由红色基瓦铺就的屋顶上晒太阳，或看晚霞，还可以卧躺在瓦片上仰望清澈的星空。长江就在几百米开外的河道里无声地流淌，我听见沉闷的汽笛声在江面上此起彼伏，遥相呼应，而到了晚上，这呼应声越发密集、粗粝，却比白天亲切了许多。除非我从这扇窗口爬上屋脊，否则黄鹤楼是看不见的。我明知它就在我的背后，但我故意不转身，也就不用去面对它。阁子楼的楼梯口是一座公共盥洗间，十几户人家共用，洗脸、洗菜、洗衣服、洗澡（夏天），都在那里进行。梳洗之余，我常常会走到那扇不大且关不严实的玻璃窗前，望着正北面的黄鹤楼，在阳光里闪亮的琉璃楼顶及其橙红色的飞檐，感觉它真有醒目提神的功用。有时为了多看它几眼，我在池边磨蹭，抽烟或发呆，直到狭窄的盥洗间人满为患，这才侧身而出。也就是在这种逼仄嘈杂的环境中，我完成了由单身汉向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角色转换；在一堆鸡毛蒜皮里越陷越深，也挣扎得越来越起劲。
几年以后，我搬离阁子楼，搬进了一间17平方米的单间，一扇窗户朝西，一扇朝北。由于这栋楼楼层不高，平日里根本就看不见黄鹤楼，只有在大型节假日里才可以看见从黄鹤楼顶上散发出来的灿烂的光晕，和那一簇簇一边盛开一边熄灭的焰火。现在想来，那是我与黄鹤楼最为疏离的一段岁月，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要么是，它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中？而那段时间肯定也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疯狂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固定在朝向幼儿园方向的写字台前，心无旁骛，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
时间在流逝，黄鹤楼以其固有的姿势踞守着属于自己的荣光，而我在这座曾隶属于两湖书院的院落里继续腾挪，从17栋搬到25栋，又从25栋搬到24栋，直到后来搬进来9栋，就再也没有挪动过了……在一次次的搬迁中，黄鹤楼从各个角度向我展示着它的旧貌新颜，它忽隐忽现，忽高忽低，出没于我的视野。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它耿耿于怀，看不见它的时候想它，看见它后又想拼命忽视它，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在围绕着黄鹤楼打转。从解放路到民主路，从彭刘杨路到后长街、小东门、大成路；抑或从张之洞路、首义路、复兴路到大东门、中山路、中华路……我和你、和他一样，像个陀螺，越转越慢，终至停了下来，站在一条条道路的尽头，远远地看上一眼它，然后，默默地回到宽大空寂的书桌前，任由光阴流逝。如果没有疾驰的车流、拥挤的人潮，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甚至可以闭上眼睛穿街过巷，信步登上楼顶。对黄鹤楼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拥有，恰恰相反，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远它。曾经有将近3年时间，几乎每天下午、黄昏，准点准时，我会拎着保温饭菜盒，从家里出发，步行至黄鹤楼下的实验中学，去给女儿送饭。为了打发途中的无聊，我发明一种计数法：数着步子去学校，或计算着时间去学校，譬如，有一天我走了3068步，而在另外的一天，这个过程花去了24分钟……我发现，当我这样换着花样计数的时候，没有一天是雷同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结果，过程却千差万别。由此我断定，天天如此并不等于重复，而是一种面朝生命纵深处的徐徐推进。有一次，在返回家的路上，我站在司门口人行天桥上，抬头打量近在咫尺的黄鹤楼，桥下依然是川流不息的车辆、行色匆匆的人群，头顶是淡淡的夕光、稳重的云层，我看见黄鹤楼朝东北方向翘起的那一角楼檐，树梢在轻晃，一列快车正将自身的力量通过铁轨远远地传递过来……那一刻，我竟有了一丝感动，为这庸常而不知所终的人生，感觉到了生而为人的些许欢快。
无数个夜晚，我推开门窗，星月皆无，唯有这样一座高楼雄踞于蛇山之巅，它不是传说中的大鸟，也不是我此刻的迷惘，那么，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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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所及的对岸是龟山/龙王庙，汉水的出口/目力不能抵达的是这首诗的/上游——她携带着沿途的/地貌和风物冲进了另外一首/磅礴的诗中——无数个/黄昏，我信步走到汉阳门/远眺浩荡的江水努力辨认/心中的那股清流……”，在一首题为《对岸》的诗中我这样写道。在我的经验视野里，黄鹤楼不仅仅是眺望武汉三镇的“观景台”，更是一条连接古今的索道，串联起了中国人情感深处最古老的“乡愁”，而崔颢的《黄鹤楼》则将这种情愫推到了极致。因此，每次登临黄鹤楼，我都有一种被托举之感，我都会凭栏眺望对岸的龙王庙、汉水的入江口，目光由此上溯，可以一直望见“长安”。我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挥之不去的乡愁，而这样的愁绪，既是这座楼提供给每一位登临者的精神视觉，也是每一位登临者打通昨我与今我的必然选择。从“长安不见使人愁”到“且认他乡作故乡”，我们在黄鹤楼上所看见的一切，也终将需要在黄鹤楼下落地生根。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霓裳颂》的文章，其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你一定有过独坐江畔的时刻。夜行的货轮、闪烁的航标，一群人在黑暗的江心哇哇怪叫着上溯，另外几个人则如剪影般沉默着，伫立在蚊虫飞舞的船舷边，顺流而下。江鸥低回，像一些哀怨难遣的纸片，穿梭在铅灰色的云翳和虚空里。钢缆紧绷得像一根过分紧张的琴弦，呜咽着弹拨风声，一次次将试图离岸的趸船拽回……这应该是平湖门、中华路或月亮湾码头的真实夜景，你只需在江畔坐上一次，便会永生难忘。武汉这座城市总是以这样一些迷离、恍惚、斑驳的场景嵌入我们的脑海，让你很难从整体上来把握它的庞大与真实。过往的轮渡、嘈杂的广场舞，运送着呼啸声的铁轨碾过我们头顶，从此处盘旋而上又自彼处蜿蜒而下的车流，慌张的人群你推我搡，一大早就端着一次性饭盒的上班族，匆匆穿过马路，边走边吃，傍晚，又见他们手拎菜薹或藕簪一摇一摆地归来……人群像一个永远在发酵的面团，时间就是那双壮硕的和面的大手，却没有留下任何指模，也不知它何时应该停下。”在我看来，由两江三岸构成的这种城市格局，表面上是一种对峙或分离关系，其实暗含着百川归海的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时，多元、碎片、去中心化，都不过是一种显在的表象，而潜藏在这种表象之下的，应该是水滴一般不断聚散、挥发，又重新凝聚在一起的江湖意志，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生命韧性，以及从日常烟火中缓缓升腾出来的诗性。
这些年来，我已经养成了“陪江水走路”的习惯，但凡时间与天气条件允许，黄昏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武昌江滩散步。数十年如一日的惯性生活，早已将我的精神空间锻压、塑造成了某种眺望的姿势：由此及彼，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姿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了我的写作风格与气质。在我这里，武汉早已不再是一座由楼林、衢巷、江湖和人潮构成的迷宫，而是一座烟霞弥漫、张弛有度的人生修罗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与我一样，面对武汉的庞杂、开阔和真实，总是感觉心有千言万语，却殊难成文；或者说，无论你怎样表达，最后都只能触及她的吉光片羽。一叶障目的痛苦既是一种生活常态，也是我们终将接受、必须顺应的现实。我也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四十年后，才蓦然意识到，倘若现在我仍然无法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那么，这四十年的光阴，将如夜幕下悄然涌动的江水，看似绵绵不绝，其实早就倏忽而逝了。
当我决定在这座城市里终老时，就曾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摆脱“寄居蟹”的身份，成为反客为主的那个人；而多年以后，我漫步于黄昏里的江滩，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还能隐约看见当年那个骑自行车的长发青年，前筐里装着一棵不停滚动的球白菜，脸上荡漾着清贫、干净的笑容。几乎没有人会在意，生存给予你的悲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化为生活动力的，而只有当你真正有能力去识别生存与生活之间的鸿沟时，你才会重新想起卡夫卡曾经的告诫，他说，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的罪都与此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因为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了天堂；因为漫不经心，他们回不去了。是的，在这座沸腾的乃至水深火热的城市里，唯有耐心才能确保我们与生活达成最后的和解，使你在放弃高蹈的同时，获得日常生活的神性与庄重，而你也将由此进入生活的内部，在一饭一蔬一箪一食的过程中体味出生命的真味；也唯有专注于身边、眼前的这些琐屑之物，用心倾情去感受你正在经受的每一轮月升日落，你才能真正懂得怜惜，并珍视岁月馈赠甚或强加于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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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高楼又捶碎，我来无壁可题诗”。这是晚清诗人、主张“诗界革命”的发起人黄遵宪，在1898年登临黄鹤楼遗址时所作，与其说他的牢骚与抱负是针对楼毁无壁可题而发，不如说他依然延续了李白当年“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时伤怀。无楼可登与无壁可题，看似不大一样，但放在晚清中华文明内外交困、大厦将倾的大背景之下，二者之间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在黄鹤楼以一座实物的形象从世人眼里消逝的那段岁月里，我们看到仍旧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爬“楼”，题“壁”，留下了难以尽数的诗墨。但这些题在心头、刻在眉间的文墨诗章，始终难以摆脱集体精神湮灭的凄清困境，充满了怀古、凭吊、感伤、颓靡、怨忧或自嘲的气息，再也无法还原盛唐文化高邈廓大的人生气象了，更难伸展“天生吾才必有用”的宏图大略。“浪流滚滚大江去，鹤去楼烧矶已空。”作为这一时期风流人物的代表之一，康有为尚且如此，更遑论他者了。
诗人固然可以在名胜楼阁不复存在的地方，通过一遍遍顽强地题写，将业已消逝的辉煌的楼宇重新召唤至世人面前，用文字垒砌出一座想象中的“黄鹤楼”来，但是，诗人却无法用倾颓衰败的精神意念，重建这样一座曾经惊世骇俗的文明地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毁于大火中的黄鹤楼，同时也是毁于民族精神世界里的黄鹤楼，只是这一次，再也不是名与实之间的相互寻找了，而变成了名与实之间的相互背弃。
我越来越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固守在黄鹤楼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定蕴含了某种命运的力量。传统巨大而无形的压力，始终在磨砺、培育着我们的心志和抗压能力，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所谓“物色分留待老夫”，正是这种压力之下的自我精神纾解，结出的果实尽管难以下咽，却又津津有味。而黄鹤楼作为武汉的文化与精神符号，在从军事瞭望台到独立观景楼的角色转化过程中，也最大程度地释放出了这座精神地标的象征性意义。建造，摧毁，再重建……从来都不是命运的简单循环，而是根植在人类内心深处对某种幻象的热忱渴望，它以实有的形式矗立在我们眼前，却指向了另外一个巨大又虚拟的空间。而对于写作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还在于，如何将个人生活融入这座城市的文明进程，在此消彼长的复杂情境里感受众生的心灵变迁。一边是“从来都是如此”的絮叨，一边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召唤，当两种城市景观混搭、并置在我们眼前时，除了写什么、如何写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还必须去反复追问：为什么要写？不写是不是意味着泥牛入海，写了是不是就能摆脱这终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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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黄昏，我又沿着那条熟悉得即便是闭上眼睛也可以行走的路线，再一次来到了搁笔亭。亭子里异常安静，亭子周围几株蜡梅花树正在落梅。通红的落日尚未完全融入西天，西天之上布满了妖艳的晚霞，一道道霞光依着云团的形状而变幻，给云层镶上了金边。我转而侧身向东，无意间从亭檐的一角看见了一轮满月，起初是淡淡的一圈乳白的光影，混迹于细碎的梅花丛影背后，后来越来越素净纯白。当它轻巧而舒缓地越过树梢时，我站起身来，走到树下，怔怔地凝望彼时的长空。这是武汉这座茫茫九派之城少见的日月同辉的时刻，尤其是当你置身于这样一座喧嚣的城市头顶时，仿佛一切都在瞬间安静了下来，眼前车流无声，远处是一片片金叶般的轮船在波光中起伏。我脑海里瞬间又冒出了孟浩然的那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落日只管尽情地落下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变幻的不过是时空，而诗歌已经“转世”了。想到这里，我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我确信，那天傍晚我所看见的景致，崔颢曾经见过，李白更是无数次置身其中，当然还有更多的诗人都曾亲历。长久的凝视带来的后果是，你总能从空蒙中发现某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它们在天空中翻飞，形似江鸥、大雁、白鹤，状如纸片、风筝或飞机。可是，当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时，你又会觉得它们其实什么都是。一种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在漫无边际的长空里飞舞着，随意改变着自己的形体和动作，远去又折返，继而又再度远去。
我带着这样的自省，结束了又一个两手空空的日子，往家的方向走去。沉闷的汽笛声在江面上拉响，满城的灯火正在我身后陆续点燃。与其说四十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妨说是一个空间概念，而这个空间的内部，早已塞满了我关于这座城市的各种记忆：从桂子山到黄鹤楼，从解放路到解放公园路，从都司湖到后官湖，从长春观到归元寺，从马房山到石门峰……各种纷至沓来的记忆碎片，如一颗颗词语的陨石，在脑际飞旋，等候着，化成我笔下的感喟，缀连成一首首长情之诗。而我岂能不知，辜负总是人生的铁律，但写作者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总能在回首往事时，用真心换得造物主的原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