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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菊 李贺忠（书画） 侯军（诗） |
□ 侯军
《集印为诗》是寄荃斋系列展事的发端之作，也是我从鉴赏到收藏再到创作这个“三步曲”的第一步。追根溯源，源自十年前那个完全偶然的“灵光乍现”——
一
2012年新年即将来临。按照我移居深圳后20多年的习惯，每到年终岁尾时节，都要赶制一批贺年卡，分寄故乡亲人和各地友朋。近些年流行手机短信拜年，我也只能与时俱进随大流。不过，即便是用手机拜年，我也依然固守自创自制的旧例，不肯“挪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网络拜年话，多是自作一首小诗，以表辞旧迎新之意。这一年，本想依样画瓢，又觉得了无新意。迟疑之际，忽然想到刚刚收藏了几枚印章，印文颇有意境，何不动动这些印章的脑子呢？脑子里这么一闪念，立马想到以制作印屏来当贺卡，既新颖又脱俗。
主意既定，我就开始挑选中意的印章，准备制作印屏了。做印屏是我刚从几位篆刻家朋友那里学会的新玩法：一张竖纸条，加盖几个印章，两旁随兴书写三两行小字，一般就是前人的诗文警句。如此一来，书法与篆刻融于一幅。很多朋友都喜欢我这种印屏形式。我本来也想用这种现成的方法制作贺卡的，可是，恰恰在写什么内容的问题上，忽然感到一丝别扭：以往都是自己作诗分赠亲友，难道今年要当“文抄公”？再说，古人诗文警句跟印章无关无联，跟拜年也没啥关系，这样的新年贺卡有点不伦不类了。这么一想，我的创作热情顿时归零了。
片刻静思之后，忽如“灵光乍现”：为何不用现成的印章,做成一首小诗呢？把用以组诗的印章盖在中间，两旁以毛笔书写诗作的原文，这样的贺卡既有新意又有观赏性，岂不是两全其美？这真是一念转换，峰回路转。很快，我的第一首集印诗由此诞生——“我见青山多妩媚，津门长客胡不归？烟云供养逍遥乐，不看人面免低眉。”这是一首以六方闲章组合而成的言志小诗，其中第一、第四两句分别是辛弃疾和白居易的名句，中间那两句则是我用闲章印文“拼装组合”而成的。
这个特殊的“贺年卡”寄出之后，立即受到亲友们异常热烈的追捧，津门好友冯骧才更是急切来电称：“上回寄来的印屏都让朋友们抢光了，你再给我寄几件来吧，这个有意思！”
朋友们的追捧，使我大受鼓舞，也使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制作新的“贺卡”。我想，总不能把那一两首诗反复制作呀，于是，就开始有意识地用心琢磨这个新鲜玩法了。一方面要寻找更多的印章，积攒更多的词汇；同时也要作成更多的诗作。就在这个时候，好友陈浩碰巧来到我家串门儿，他是深圳有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他一见我弄的这些东西，顿时兴奋起来，说你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他回去一查，发现这种形式此前没人玩过。他比我还要兴奋，说你这是个创举呀！于是，他为我的一幅作品写了一段题跋：“集印诗为侯军兄所创，以藏印为题，信手拈来，诙谐生动，既古既今，亦文亦友，文理禅意，尽在其中矣。”就在这个题跋中，他给这个新鲜玩法定了一个名字：“集印诗”。
二
“贺卡季”很快就过去了，而我的集印诗创作却并未中止，反而越玩儿越上瘾了。那段时间，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愉悦。
随着我的集印诗越作越多，陈浩率先提出了办展的动议。他还把自己刻的许多闲章提供给我，使我的词汇量大增。后来，我们又请书法篆刻家李贺忠“加盟”。于是，一个名为“集印为诗”的三人书法篆刻主题展在深圳艺廊推出，时间是在2013年11月20日。
深圳首展引起了各方关注和热评，其热烈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很快就有各地邀展的信息传来了。于是，我们决定在深圳首展的基础上，策划一次横跨南北的巡展，让“集印诗”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与更多的朋友见面。2014年我们再度出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印为诗》先后在五城巡展，诸多艺术界人士对这种前所未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中国古代有一种诗歌的做法，叫作“集句诗”。简单说来，就是用前人现成的诗句，组合成自己的诗作。比如说，文天祥在狱中，作过集杜诗500句，活用杜甫的诗句，重组自己的诗作，表达自己的感慨和悲怀。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也喜欢在自己的戏剧中运用集句诗，他的剧作几乎每一场的定场诗都是集句而成。可见，集句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渊源深厚传承有序的一门特殊艺术。
而集印诗词，与前人的集句诗可谓异曲同工。其共同点就在一个“集”字，都是在已有的诗文词句基础上的再创作，只不过一个是集纸上之诗句，一个是集石上之印文。然而两者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而言，又是判然有别的：一是材料不同，印章是刻在石头上的，相比于卷帙浩繁的前人诗文成句，印章属于资源匮乏的物质，这使创作集印诗词极度受限；二是文辞形态不同，印文大部分并非现成诗句，它的文学词汇的单位更小，绝大多数只是四个字的成语，还有一字、两字、三字的单词。当然，也有一些是五言七言的成句，还有少量的八九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多字印。印章的语言单位，也就是作诗的“零配件”要比集句诗小得多，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作诗是建造一栋房子，那集句诗的建筑材料就是现成的预制板，而集印诗的建筑材料是零碎的零砖碎瓦。因此，其重组和串联就愈发困难，更何况要自抒胸臆了。
天津学者王振良教授在评论集印诗词时，有一个很有深度的论点，他认为集印诗词的出现，终于把诗和印这两者连接起来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诗书印画是“四位一体”的。而这四门艺术在中国文化的传承演进中，大部分已然融合在一起了——比如苏东坡讲到王维的画，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说，诗和画早已融合了；书法和篆刻的“合体”也早就实现了，很多书法家就是篆刻家，篆刻家也必善书法。书法写在石头上，刻成印章，篆刻与书法也就浑然一体了，而印章盖在书法上，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点红”，书法和印章也就水乳交融了；至于画与印的融合，也是古已有之，画家早就习惯于在绘画作品上加盖印章，画印两者也早就密不可分了。唯独诗和印，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线一直没有打通。很多人把现成的诗句刻成印，那是先有诗，后有印，印是被动的，他是按照别人的句子来刻，属于拼合，而非融合。而集印诗则是先有印，后有诗，诗是由印文重新组合而成的，抒发的也是此时此刻作者个人的情感。由此观之，集印诗词的创生，其意义不仅限于一种新的文字游戏，而是弥补上中国传统艺术融合中的一个“缺环”，使诗词和篆刻这两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以一种崭新的呈现方式，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新的融合。这或许会为诗与印的创作者们，拓展出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理念。当然，这个“新玩法”还是刚刚破题，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天地，留待更多有志于此的朋友们以各自的实践来探索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