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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 |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今年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一周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一大会，同时宣告了世界古典学和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今天，国家为什么郑重其事设置这一新学科？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建委。
■ “最古老又最年轻”的中国学科诞生
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学科设置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首次将“古典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古典学理论、古典学史、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东方古典学、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古典学其他问题研究等7个二级学科。
2025年也是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一周年。这一大会于2024年11月在北京举行，向世界宣告，中国古典学登上了国际性舞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希共同举办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
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成为国内首所设立该专业的高校。该专业以人文科学试验班对外招生，毕业生获得文学学位，核心课程包括《周易研读》等大量经典研读课程，以及《中国古代术数》《校雠学》《小学基础》《中国古典学史》《中国古典诗文写作》《欧亚古代文明》《欧亚古代语言文字导论》等。
从学科建制的意义上说，这是一门“最年轻”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却是古老的，以至于它一诞生就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冷门绝学”扶持计划。为什么要新设这样一门学科，而且这样郑重其事？
■ 打破欧洲中心，古典学面向所有古代文明
徐建委教授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古典学原是欧美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定型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经典。这两部史诗与稍晚的赫西俄德所作的《神谱》《劳作与时日》，以及托名荷马的《荷马颂诗》一起，组成了希腊古典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最高经典。以这五部史诗为基础，衍生出三类经典文献。首先是文学领域的史诗、悲剧和喜剧作品，它们是西方古典学的主干。在史学领域，公元前6世纪，导源于史诗传统的希腊历史学初露萌芽，随后希罗多德（约前485—前425）的《历史》、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9）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约前428—前354）的《希腊史》出现。在哲学领域，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希腊贤哲如云，如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这三种主要的知识类型之外，数学、博物学、建筑学、医学等领域也有很多名著。这些典籍及其后世的注释和诠释著作一起，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广泛质疑，古典学领域的比较研究随之兴起。近年来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不应只限于希腊、罗马文化，而应面向所有古代文明。2015年，谢尔顿·波洛克等合编的《世界语文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语文学大体相当于我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古典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世界语文学”的提出，意味着“世界古典学”也呼之欲出了。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古典学”的概念正式形成。
中西古典学都是传统悠久，二者有异有同。徐建委介绍了国外著名学者格兰·莫斯特的观点：其一，这两个传统都以少数经典为基础；其二，它们都有历史悠久的书写文化，并赋予书写以高度的特权；其三，二者均建立了专门的教育系统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其四，两个传统都有以收集、整理、校勘为目的的图书收藏机构，并都有专门的文献学家；其五，它们在各自的文化历史中都形成了注释传统，且长期存在经典训释的不同流派；其六，两个传统都形成了经典引用文化，等等。
而同样深刻的还有二者区别：欧洲的古典学传统有过断裂，中间有1300多年的空白期，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等地只有少数学者能够阅读希腊文献，当时大量的希腊文献被译为阿拉伯文而保存于阿拉伯世界；而中国的古典研究传统自孔子开始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且经典的范围始终保持统一，以十三经、前三史和周秦诸子为元典的传统是非常稳定的。中国各地的人们虽然操着不同的方言，却能够阅读同一种书写文本。这让中国书写下来的经典成为连接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汉字书写系统的成熟，不仅塑造了我国早熟的思想和文化形态，也塑造了这一文化的普适性和超越性，是中华文明保持延续性和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访谈】
■ 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第二个思想创建轴心时代”
读+：您有一个重要观点——人工智能可能推动人类文明进入第二个思想创建轴心时代，所以人类特别需要研究古典学，以此为文化更新做好准备。这个观点能否展开谈谈？
徐建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技术革命，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大变革。今天我们面对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很可能是文字发明以来人类在智识领域最为关键的技术进步，这必然会让人类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更新。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很难想象会有孔子、老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这种类型的思考方式。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是口头性的，是荷马史诗的类型，还缺乏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方式。
文字的发明，让人类的经验和知识能够被存储、累积和随时查阅，它们不再需要存储于大脑，而是外备于书籍，这让原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记忆知识的大脑获得解放，得以思考深层问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方式和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大突破。这一突破在欧亚大陆的不同文明几乎同时发生，时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这一时段也被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命名为“轴心时代”。但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又不是纯粹的全新创造，而是与之前的文化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如最终被书写下来的荷马史诗成为希腊的经典，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也与西周以前的文化有深层联系。
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的学习和思考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遵循学习—认知—思考—表达（主要是书写）的模式。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定会改变这一模式，人类认知和思考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处理工作现在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会空余出更多的空间来发展新的能力。
现阶段其实仅仅属于人工智能的石器时代，随着这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相信我们有更多的大脑空间得到释放，新的观念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推动人类文化迎来第二个“轴心时代”，它们同样会与人类发展至今的文明成果有深层联系。
因此现在确实到了重估人类文化遗产的时刻了。我们很快就会面对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或者说是终极的命题和观念挑战：相比于机器智能，人类思考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是什么？我们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能否共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新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因为我们今天怎样认识文化和文明，未来的数字世界就很可能产生怎样的文化和文明。
当我们面对全新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它对固有的价值观提出无法回避的挑战时，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回应它。比如在春秋战国之际，宗周制度的衰落、社会阶层的流动，让西周中晚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遇到了挑战，随后便有了孔子以及诸子的新学说，对两周文化中的很多重要观念，如君子、礼乐等做了全新的定义和阐释；唐末五代，东汉以后形成的家族等级制社会瓦解，旧有的贵族性质的文化自然需要更新，于是便有了以复归先秦原典为途径、以天下之治为理想的新学术——宋学，重构了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
纵观历史，世界各地新思想的创造大多采用了迂回策略，即以复古为更新。我们可以尝试去建构数字时代的全新人类伦理和价值观，但最好能够在历史中找到足够重要且迷人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回看文明历史和古典时代的重要理由。
在这一意义上看，古典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反而会更加凸显。因为它本就是重估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文化，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详细分析人类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的思想类型，并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优势。面对外来思想和观念时，中国本土传统往往能与之相融合，而非形成对抗，二者融合后还会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思想和文化。中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外来思想与本土传统的成功融合，一次是中古时代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一次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次融合同时改变了文化接触的双方，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一随时准备接纳新的文化因素的特点，让中国文化具备了面对新挑战，做出及时回应的能力。
■ 楚简等新出土文献，为重新认识中国经典提供了可能
读+：为什么中国早就有古代文学、先秦史学、文献学乃至国学，但是古典学却诞生较晚，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典学专业2024年才被教育部批准并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古典学的年代下限、学科边界在哪里？
徐建委：中国现在的学科划分体系形成于20世纪初，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当然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也是近代以来逐渐成形的，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文学、先秦史学和国学这三个概念是西学体系进入中国之后才有的概念，文献学在清代已经出现，一般被称作文献考据学，指的是利用目录、版本和材料互见信息，通过校勘来对古代文献的真伪、正讹、流变和实际意义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学问。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是对我国故有学术的总称，属于传统知识分子回应西学挑战的产物，曾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
古典学本是欧美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我们现在一般称之为西方古典学，在西方有着很长久的历史，中国传统上与之相近的是经史之学。最近20多年来古典学逐渐被学界关注。2000年裘锡圭先生在东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张，其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和郭店楚简等重要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早期经典创造了条件。中国早期经典的研究需要综合文献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很难将其纳入单一的学科体系，所以裘先生适时提出“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很有意义，代表着我们对中国经典的认识和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裘先生提出这一概念时，他尚未将其视作一门学科，也没有参照西方的古典学，而是将其视为研究的类型或范畴。
将古典学作为学科建制来发展的起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于2009年创办的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以古典学本科实验班的跨学科模式培养本科生；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获准设立古典学二级学科，成为国内第一所设置古典学专业的高校。2024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获得通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代表着古典学正式列入了我国的大学学科体系。
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基础是Philology，这个词现在广为接受的翻译是语文学，其含义与清代学者所说的文献考据学非常接近，其目的是还原文本的真实意义，方法则是实证性的。中国古典学也应是以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遗迹进行研究的学问。但是，中国的古代和希腊、罗马的古代不一样。西方的古代结束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下限。中国的古代一直延续到1840年，如果以中国古代的典籍和文化为研究对象，中国古典学的定义就过于宽泛。一般来说，先秦两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裘锡圭先生所说的古典，指的就是先秦两汉的古典文献，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这一阶段的意义可以类比希腊、罗马的古代，是中华文明形成期。故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学应是以先秦两汉典籍的研究为主的学问。
读+：近年来，地下出土的新文献、新材料不少，中国古典学者是否关注到这些地下新材料并及时吸纳？
徐建委：出土文献研究是当代最受关注的热门领域之一。裘锡圭先生提出的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张就是在地下新材料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这批材料是大多数中国古典学者所关注、研究和利用的重要研究资料。其中最为学者所关注的就是来自荆州地区的楚简，其中的典籍类文献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阶层所阅读的书籍形态原原本本展现在当代学者面前，不仅纠正了此前存在许久的误读，也为重新认识中国经典形成阶段的诸多关键问题提供了可能。
■ 从中国古典资源，找到人类应对挑战的全球价值观
读+：中国古典学会不会变成钻研故纸堆的学问？前人的考据功夫并没有带来富强。那么中国古典学该如何破局？您认为未来10年，中国古典学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徐建委：确如您所言，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学界也确实存在钻研故纸堆的现象。判断是否在钻故纸堆，不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冷僻，方法是否烦琐和传统，而在于视野。即研究者在选定某一古代文献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之时，他是否是以解决某一重大历史或理论问题为目的，即他是否具备了关注“大历史”发展的问题意识。清代的代表性学者之所以会发展出文献考据之学，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要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义，需要全面清理古籍文献中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和校勘的问题，他们并非仅仅出于对故纸堆的兴趣。
但文献考证之学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材料的细密分析上，因此容易让学者沉迷于考证，做博物学式的研究，而忘记原本应该更重要的问题视野。但现阶段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已经可以取代大多数传统的文献考证功夫，博物式的研究已经失去了意义，我想这一倾向很快将不复存在。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建立了经典物理学。同年阎若璩还在做他的《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书在他死后的1704年被编纂完成，是乾嘉考据学的先声。这两部书分别是当时东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它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高下立判。中国最杰出的大脑在18世纪都投身于古籍的考证，确实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回看欧洲，这一时代德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Philology，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欧洲的考证学。它甚至被认为是大学里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因此也有一批极为杰出的人从事考证学，如19世纪的维拉莫维茨和尼采。所以说考证学的发达未必会造成科学思想的滞后。只有各种因素综合的作用才能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
至于未来10年中国古典学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重大成果，我没有能力预判，我只能提供一点个人的期待。我觉得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研究的束缚，在概括和解释文化和文明发展脉络的能力上寻求突破。需要从古典研究中找到一条重新认识人类文化的新途径。在此基础上，如何以中国古典资源为基础，丰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应成为当代中国古典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典学不应仅仅是古典思想的阐释，更应成为思想创造的源泉。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古典学？
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概括能力的中国古典学。今天如果我们还延续注疏经学的传统，就很难勾勒出古典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意义，不能够准确呈现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
第二，我们需要具备学术解释能力的中国古典学。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夫洛克在荷马史诗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他通过对口语与书面语表达方式的分析，指出人类理性思考能力或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书写行为密切相关——是书写塑造了思想，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哲学与理性的过渡。这一观点是否准确固然可以商榷，但至少他为古希腊哲学家为何集中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相比之下，我们应如何解释中国诸子百家的兴起？
第三，我们需要有理论建构能力的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研究现在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解释模型，二是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观念。这两者都可以统摄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框架之下。
第四，我们需要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理论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而应主动融入全球性的思想对话；只有在不同文明的比较与参照中，才能清晰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