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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欣淼先生近照。 逄小威 摄 |
□ 祝勇
一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至今，总共经历了七位院长，分别是易培基（1928—1933年任院长）、马衡（1933—1934年任代理院长，1934—1952年任院长）、吴仲超（1954—1984年任院长）、张忠培（1987—1991年任院长）、郑欣淼（2002—2012年任院长）、单霁翔（2012—2019年任院长）、王旭东（2019—今任院长）。我有幸在后三位院长的麾下工作。
郑欣淼院长温文尔雅，为人宽厚，是标准的读书人的形象。有一次于丹教授来我的办公室喝茶聊天，于丹教授说郑院长是仁厚长者，我深感她这个概括十分精准。但郑院长不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他是有大气象的，只不过这种气象不体现为外表的气势逼人，而是体现为宏阔的眼光和行动的魄力。
郑院长2002年9月到任故宫博物院，当时的正式职务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一年11月，郑院长就率团去了台湾（随行者有李文儒副院长）。这是1949年以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一次到访台湾，堪称“破冰之旅”。“北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相见，象征着两岸文化交流史上历史性的一刻。”郑院长率团访台的意义不只是象征性的，而是开启了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2008年，马英九先生当选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抵达北京，郑院长与她进行正式会谈，在第二天的正式会谈中达成八项共识，分别是：落实双方合作机制、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机制、建立展览交流机制、建立两院人员互访机制、出版品互赠机制、信息与教育推广交流机制、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和文化创意产品交流机制。
也是这一年，3月1日，郑院长一行十人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第二天达成了“两岸故宫落实合作交流方案”。这一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雍正大展”，北京故宫借给他们37件文物。201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和“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艺术与文化交流特展”，北京故宫又分别借给他们4件和14件文物。我记得有人说，北京故宫的文物去（台湾），而台湾的文物来不了，我们不是吃亏了吗？郑院长说，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产，不存在吃亏不吃亏的问题。他坚信有朝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能到北京故宫展出。郑院长的眼界与胸襟，让我想起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风物长宜放眼量”。
2012年11月，深圳举办第十三届读书月，时任深圳《晶报》社长的胡洪侠兄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请郑欣淼院长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刚退休的周功鑫院长来深圳，进行一次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对话，由我来主持，我说这个创意好，就请示郑院长，郑院长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于是我和郑院长的秘书陈秋速陪同郑院长飞去了深圳，于11月27日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以“一个故宫，两段历史”为题，对故宫的命运和两岸家国史展开精彩对话。胡洪侠对我说，你了解两岸故宫，对话的主持人非你莫属，只是后来郑培凯教授找到胡洪侠，自告奋勇担任对话主持人。我知道郑培凯教授为山东人，时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一个人跨了陆、港、台两岸三地，认为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这次对话，成为那届深圳读书月最大的亮点，在两岸故宫的院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天晚上，我又约请郑欣淼院长前往深圳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先生主持演讲。我在介绍郑院长时，特别提到2009年郑院长和周院长代表两岸故宫达成的八项共识，我还说，郑欣淼院长的“淼”字里包含三个“水”，周功鑫院长的“鑫”字包含三个“金”，两岸故宫原本是一家，彼此间的互动，一定会结出硕果。
二
郑院长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对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进行清理、点查，我们俗称“摸家底”。世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家底雄厚，但是到底有多少家底，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因为收藏太过宏富，所以故宫的收藏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历史上的故宫也曾“模糊”过，因此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全面的文物点查：
第一次点查起自1924年10月24日，那一天，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随即开始了文物清点，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继续进行文物点查，至1930年3月基本结束，公开刊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统计出的文物总量为117万余件。
第二次点查是故宫文物南迁期间，自1933年开始在上海进行了逐件点收，油印了《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作为南迁文物的原始清册。北平本院也从1934年到1943年对文物进行点查，并对以前未经点收的各宫殿庭院陈设品进行编号登记，1945年刊印《留院文物点收清册》，总数为118.9万件。
第三次点查始于1954年，参照1925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和1945年《留院文物点收清册》，逐宫进行清点、鉴别、分类、挪移、抄制账卡。这次点查，制定了文物分类标准，将文物划分为三级，还从“废料”“次品”中清理出一级文物500余件，其中包括商代三羊尊、宋徽宗《听琴图》等极为珍贵的文物，并编制了《院藏一级品简目》。郑院长说：“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真赝杂处的状况，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但这项繁复的工作还是在1965年完成了，前后只花了11年的时间。
第四次点查是在1978年至80年代末，主要原因是“文革”期间，文物保管工作停顿，长期无人管理，“文革”结束后，就针对实物、账卡、单据上的混乱情况进行核对清理，重新制定了《库藏文物进一步整理七年规划》和《修缮库房的五年规划》。整个清点过程也用了十年时间。
郑院长到故宫后，领导了故宫历史上的第五次文物清点。此时故宫的地下库房已经建好，百分之六十的文物搬到地下库房“定居”，无须像以前那样搬来搬去，这样不仅给后来的大规模古建修缮提供了便利，也给文物清点创造了条件。这次清点工作从2004年一直进行到2010年，共清点出文物总数为150万件以上。其中艰辛，一言难尽。在2010年的全院表彰大会上，有人百感交集，潸然落泪。
郑院长还做了许多大事，比如：启动故宫百年大修；提出“故宫学”学科概念，把故宫宫殿、故宫文物、故宫博物院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当然郑院长倡导的“故宫学”是开放的，用他的话讲，叫“博物馆科研的开放和社会化”，也就是说，他的学术眼光是开放的，故宫博物院不再是封闭的紫禁城，故宫学也不是一门故步自封的学科，2007年11月10日郑院长提议召开了“紫禁城论坛”，邀请李学勤、刘梦溪、阎崇年、冯骥才、铁凝、熊召政、于丹等名家出席，2010年还主办了名为“太和邀月”的笔会，邀请了莫言、雷达、李敬泽、阎晶明等作家和评论家，那时我还没有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有幸忝列其中。
郑院长还注重利用媒体资源传播故宫文化，比如以故宫为主题拍摄纪录片，就是在郑院长手上开启的，他在任期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故宫》《故宫100》，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故宫也因此而“出圈”。故宫博物院的出版面貌也在此时发生巨变，《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故宫经典》《故宫日历》这些广受读者欢迎的画册、书籍、日历，都是郑院长在任期间推出的。当然，以上这些，相对于郑院长在故宫的十年耕耘而言，也只是挂一漏万。
2012年1月，郑院长就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了。从2002年主政故宫到2012年从故宫离任，刚好过去了十年。郑院长离任之后专心于学术研究，很少露面，对他个人的“功绩”更是绝口不谈。他不仅是“故宫学”的发起者，也是躬身实践者，先后出版了《故宫学概论》《故宫与故宫学初集》《故宫与故宫学二集》《故宫与故宫学三集》《紫禁城——15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概述》等沉甸甸的专著，为故宫学的发展筚路蓝缕、开疆拓土。按说故宫学研究，我们这些“后生”应该奋发努力，但说起来惭愧，进入故宫这么多年，我没有为故宫学研究做出过什么贡献，郑院长却像一位孤勇者，孤身前行，我们想追都追不上，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郑院长却一如既往地低调，他在2022年出版了《太和充满——郑欣淼说故宫》一书，赏“故宫物”，讲“故宫事”，忆“故宫人”，对故宫博物院文化价值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故宫博物院的七位院长——易培基、马衡、吴仲超、张忠培、郑欣淼、单霁翔、王旭东，他写了六位，唯独“省略”了他自己。
三
我进入故宫以前就写过一些关于故宫的作品，也有幸与郑院长有了交谊。2002年写的《旧宫殿》， 2005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是郑院长为我写的序言。2011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血朝廷》，也是请郑院长写的推荐语。2011年9月我进入故宫工作，在上述这样一个“宏大叙事”下开始了自己微薄的研究和写作历程，与郑院长相比微不足道，与其他故宫专家相比也是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我工作和写作的点点滴滴，郑院长始终都在关心和鼓励。
郑院长是故宫文物南迁研究的先行者，是2010年“温故知新”——两岸故宫人重走南迁路的发起人，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首席专家，我在写作《故宫文物南迁》期间，不时向郑院长讨教。2023年2月4日，郑院长给我发来微信：“大作中石门市人多奇云致函故宫事，石门不是湖南的，是今天河北石家庄市。”帮我避免了一处硬伤，因为我把石门市错当了石门县，石门县是湖南省常德市下辖县，石门市则是指石家庄市，实在是谬以千里了。4月2日，关于徐森玉先生是否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一事，郑院长又给我发来微信：“我看有几本书称徐森玉为副院长，这是错的。他是从1934年起，为马衡院长任上的古物馆馆长。此时规定不设副院长。大著我未及细看，此随想供参考。”又补充道：“徐森玉也不是理事会理事。”以免我在书中出错。
《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寄赠给郑院长，郑院长在给我的微信中说：“大著很有特色，相信会受到欢迎的！我作为南迁课题负责人，觉得有责任写出这本书，也准备了多年。关于南迁材料，主要是理事会记录，这些记录，南京二史馆曾公布了不到一半，《马衡年谱长编》的遗憾，就缺少这些未公布的材料。我与马思猛谈过此事，希望增补上，他表示精力、时间不允许了。”
原来郑院长也在写一部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专著，叫《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把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史实，放置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层面上进行论述，在绪言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记忆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集体记忆系统，既是对过往重大事件的记录与诠释，也是构建身份认同、指引未来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在百年的历史风云中积淀了具有恒久意义的文化与精神力量，故宫文物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
20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这部厚达646页的皇皇巨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有幸与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先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邓凯先生等专家学者，还有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先生，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黄志坚先生，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先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迪先生，以及两家出版社负责人宋志军先生、常宏先生等一起参加了新书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谈到了这部厚重之作不仅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而且落实于具体而微的细节中，比如故宫文物返京时，马衡院长主张文物要经由天安门、端门、午门进入故宫，想必是凸显文物返京的政治意涵，因为故宫文物南迁本身就是一场国家行动，更何况当年南迁，文物就是从午门运出的，只有从午门返回，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表明这场国家行动的圆满完成。但“孟宪臣经过实地勘察，认为天安门内的路极不平，不如入东华门，马衡也未坚持。”孟宪臣的实地勘察、马院长纳谏如流，无不表现出故宫人对于文物的珍爱、对使命的忠诚。这条记录来自《马衡日记》，我读过《马衡日记》，却没有注意这一史料，相比之下，郑院长的历史叙事无疑更加周详圆满、滴水不漏。
2023年底我完成了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国宝》的前两部，将试读本寄给郑院长，请他过目，他发来微信说：“收到大著的第一、二部，气象宏大，应有第三部，顺祝新年快乐！”他还给我发微信说：“现在是祝勇创作的丰收期，望继续努力，多出成果！”2024年新年伊始，《祝勇著述集》五卷由辽海出版社印行，其中两卷答问录《文学的故宫》和《洞见故宫之美》都是用郑院长的摄影作插图。以郑院长的精美摄影作品给我的小书做插图，实在是明珠暗投，但郑院长并不嫌弃，表示十分高兴。
郑院长每有新书，都会签书相赠，叫秘书送到我办公室，或托他的学生徐婉玲转交。2023年，21卷本《郑欣淼文集》出版，郑院长也送我一套，整整两大箱，令我十分感动。这些著作，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我的写作，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2023年12月27日，我去上海参加故宫博物院和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主办、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开幕式和座谈会，在欢迎晚宴上见到久违的郑院长，看他依旧神采奕奕，心中十分高兴。我向他祝贺《郑欣淼文集》的出版，因为与故宫出版社出版的《郑欣淼故宫系列》比起来，《文集》增加了郑院长鲁迅研究以及其他文化研究的专著，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郑院长的学术生涯。那天郑院长拉着我的手说：“要向你学习。”郑院长桑榆之年，依旧探幽索隐、笔耕不辍，我该向他学习才对。
四
转眼之间，郑院长离任已十年有余。这十余年，他过得十分忙碌，十分充实，一点不像某些官员，在任上威风八面，一离任就倍感失落，因为他并不只是行政上的“领导”，更是一位学者、一位学术上的引领者。在我心里，“领导”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真正的“领导”，不是体现为外在的官威，而是体现为他在工作上、学术上、思想上，甚至人格上的引领。郑院长正是这样一位引领者，我能在郑院长的关怀下成长，何其有幸。
无论在任，还是卸任，郑院长的心里都装着故宫，就像他在七十五岁生日时所填的一首《清平乐》中所写的：
重阳高兴，寒露风头劲。今岁生辰何有幸，我与故宫同庆。
团城金菊生香，景山银杏才黄。莫谓崦嵫路上，笑看满眼秋光。
郑院长的生日是旧历九月十五，壬寅年九月十五是公历10月10日，刚好是故宫博物院九十七华诞，因此郑院长词中曰：“今岁生辰何有幸，我与故宫同庆”。
郑院长擅长写旧体诗词，单霁翔院长曾经开玩笑说，紫禁城里有两个人写诗最多，一个是乾隆，另一个就是郑院长。郑院长出诗集，也总会想着赠我一本。偶有新作，也会通过手机微信发我。郑院长写的是格律诗，乐趣在彼此唱和，唐代诗人之间的唱和诗很多，白居易与元稹多为依韵唱和，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唱和诗则多为另自用韵。北宋元祐年间张耒、晁补之、李公麟等唱和于馆阁中（后结集为《同文馆唱和诗》），王安石一首《明妃曲》，得到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多人唱和，也都成为令人羡慕的文坛风景。无奈我对格律诗一窍不通，也就无缘与郑院长唱和，只能作郑院长诗词的读者，却乐于体会郑院长诗词中的妙意。
2022年1月13日，郑院长在微信里发来一首新写的七言古诗《海山十年歌》，最后四句是：
湖光山色两缱绻，小院匆匆人聚散。
初识还是厨师陈，肴馔爱其面一碗。
他退休后在故宫研究院的工作地点是御史衙门，地处北海与景山之间，所以他说“湖光山色两缱绻”，他的胸襟，其实是像那湖光、那山色一样俊朗而开阔的。“小院匆匆人聚散”当然是描述时光流转，人事匆匆。“初识还是厨师陈，肴馔爱其面一碗”，结尾的句子出人意料又不失幽默，郑院长是陕西人，爱吃面，其实是讲变动中不变的部分，郑院长率真通透，也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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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十三卷本“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