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歆
一
我十八岁走进工厂，按照当下青年的人生节奏，这个年龄应该在大学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应该在校园绿荫下谈情说爱，应该在校园晚会上朗诵诗词歌赋，可是我却远离浪漫的校园生活。身材消瘦单薄的我，穿着“劳动布”工作服，脚踩厚重笨拙的“大头鞋”，站在操作平台上，高高地举起十八磅大锤，在各种机器的噪音声中，终日挥汗如雨。那时候经常加班，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加班，是在1981年的中秋节，那时候我进厂已经一年有余，因为脚踏车坏了，坐公交车回家；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我望着天上的月亮，脚踩地上的月光，因为过度疲惫，双腿异常沉重，我坐在空无一人的马路牙子上休息，望着不远处的庄稼地和更远处的荒地……郁闷、忧伤、无望……各种情绪相互叠加……那时候，想过许多光怪陆离的逃离办法，后来还想过用“工伤”离开工厂。最后坚持下来，在成为一个优秀工人的同时，用体面的方式走向更适合自己的领域。离开厂房的那一年，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更是个不惧怕任何困难的文学青年。
在离开工厂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不愿回首往事，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自然而然地遗忘“工厂故事”许多年。但是岁月有岁月的定律，岁月也有岁月的深情；当岁月送你白发、赠你皱纹的时候，往事又会顺着时间隧道逆行，重新唤醒久远的生活记忆；过去工厂生活时的细节和场景，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忽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才恍然发现往事从来没有远去，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宣纸，只要深情地呼口气，那张宣纸立刻化作一捧白色的清水；所有的阻隔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今天与昨天。
四十多年后再去回想过去的工厂生活，还有曾经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常常令我激动不已。班组里的老工人大多小学文化，年轻工人初中水平，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学问不低。有个师傅多次私下里纠正我说的错别字，让我由此变得小心谨慎，从此以后，搞不清楚的读音，再不会冒失地念出来，而是先去查查字典，然后记在本子上，做好拼音注释。还有的工人平日沉默不语，经常冷不丁冒出一两句“不修边幅”的民间箴言，看似粗糙但是仔细琢磨，却是内含深刻哲理。
干完活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去厂区后面的废品堆，那里堆积着大量的工业废料，在阳光下仿佛一座能够发光的山；除了围墙，还有一条铁轨从两扇灰色大铁门下面笔直穿过；脑袋枕着铁轨，身子躺在路基旁的青白色的碎石头上，稍微侧身，目光就能从灰色大铁门下面探向厂外。厂外没有人影，有树木和野草，还有偶尔跑过的野兔和黄鼬以及忽飞忽停的鸟儿。树木是粗壮高大的杨树，灰色大铁门底下只有大约半米的空隙，无论怎样把眼睛贴近地面，也不会看到树木的全部；漫无边际的野草特别茂盛，三四岁小孩子跑进去，能够被野草完全淹没。铁轨伸向无穷的远方，目光在带有锈迹的铁轨上可以自由地跳跃，还可以没有约束地漫想；有个师傅也有这个爱好，我们经常结伴而去，迎着冬日的温暖阳光，躺在铁轨旁，听师傅给我讲他读《忏悔录》的内心感受；后来这个师傅退休后开起出租车，车里总会放上一本书，等活儿的时候，不抽烟不聊天，只是看书，他不爱讲话，多年之后忆起他的模样，总会想到沉默的石雕。组里的师傅们鼓励我读书，鼓励我写作，他们用自我贬低的语言，真诚地鼓励我要有更大作为，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能当上记者；那时候，师傅们把所有文化人统称为记者。我经常坐在干活的平台上，望着头顶上驶过的天车，在轰隆隆的声响中，默默地背诵《致云雀》，那一刻觉得所有的劳累全都飞走了。
回想往事，我感激十八岁时的工厂生活，这是我难得的人生履历；工人师傅让我及早地丰富了社会经验，这对于我未来写作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六年的车间生活比作我的社会大学。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带过徒弟，没有感受过当师傅是什么感觉，因此也对“师傅”这个称谓充满特别敬意。
柏拉图曾把国王比作牧人。那么，我应该把工人师傅比作什么？
二
我籍贯山东，出生在天津。工作之前我陪父亲回过老家，老家亲戚也常来天津；来往频繁阶段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是我在工厂的日子。与老家亲戚面对面机会多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姑姑称呼我父亲“亲哥”，姑姑女儿称呼我父亲“亲舅”；假如他们跟别人说起我父亲，还会加上一个“俺”字，也就是“俺亲哥”和“俺亲舅”；老家的亲戚把“亲”字叫得特别响，听得出来，他们在“亲”字上特意加重了语气。那时候我不太懂“亲”字含义，觉得这样称呼有些多余，哥是哥，舅是舅，加个“亲”字不是多余吗？
我们厂是国营大企业，有职工五千人。上下班的时候，工厂大门前面的大道非常壮观，自行车一辆挨一辆，穿着灰色或蓝色便服的工人，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快速骑行，场面犹如多年之后我站在钱塘江边，观看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大潮。我们厂1949年前已经存在，但是规模不大，厂区面积小，工人也少；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厂名改了，工厂也整体搬迁到郊区；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小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走进工厂；“公私合营”后，工厂再次迎来大发展。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车间里的老师傅大多来自山东省和河北省，到1970年才大规模地迎来天津本地“七?届”初中毕业生。记得我刚进厂时，也常听到师傅们以“亲兄弟”互称，我也被师傅们叫过“亲徒弟”。当时也没觉出什么，如今已是耳顺之年的我，再想到——俺亲哥、俺亲舅与亲兄弟、亲徒弟——这个共同带有“亲”字的称谓，以及由此追溯到1860年天津机器制造业起步阶段的工人成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天津工业与乡村文化的历史链接，以及天津工人阶层早期的精神底色，说明了从“工业、工厂、工人”视角“看天津”的重要性。
三
我在铆焊车间的工种是铆工，先后走过两个铆工组。每个铆工组有十二三人。按照沿袭下来的规矩，除了带我的师傅是“我师傅”，其他人也都是“我师傅”。我们车间有四百多人，比我早进厂的工人，我都是以“师傅”来尊称对方。以此计算，我应该有二十多位接触较多的师傅，以及没有私下联系的四百多名“准师傅”，虽然时间过去那么久，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但是我能记住大多数人的身高、长相、表情以及说话的腔调。
在工厂期间，我有过初始的沮丧、低沉、迷茫，也有过后期能够制作简单生活用具的快乐；因为安心下来，不再躁动，发现车间里有许多令人着迷的地方：厂房有着居民楼六层楼的高度，车间上空飞舞着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和灰色的野鸽子；傍晚的夕阳照射进来，把车间镀上一层金黄色光晕；鸟儿的飞翔与鸣叫，让下班后静寂无人的车间，拥有了郊野公园一样的美妙；油压机、剪板机、电砂轮……随意看过去，一定会有一个角度闪烁着迷幻的光泽；绝大多数的师傅有着一双灵巧的手，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难倒他们。工人们有一句挂在嘴边上的家常话：过日子用的东西，还用去商店买？师傅们除了铆工的看家本领——钣金工艺——之外，精湛的手艺还会延伸到木工、电工、泥瓦匠；有的师傅还会裁剪和缝纫，还会用竹扦子打毛衣、用铁扦子织线衣，用细小的钩针上下飞舞地钩带有“狗牙边”的假领子；下班后还会尽情玩乐，滑冰、足篮排、吊环、哑铃、单杆、双杠、游泳、养鸽子、玩蛐蛐、养花……无论玩什么、养什么，都能做得有模有样。
四
我的师傅中除去几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其余都是“七?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大我八岁，我进厂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厂十年；如今回想起来，“七?届”的他们虽然当了师傅，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在我心中，已经是颇有工作经验的老工人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写过“三工”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后来写“革命历史题材”；近年来再回工业题材写作，有长、中、短篇小说，也有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以及儿童文学；我要用更多文学体裁来表现工人的精神气质，借以抒发我内心深处的挥之不去的“工人情结”，但不想重复二十多年前的叙事路径，所以我给自己的写作重新命名——“社会工业题材”，让笔下的工人形象呈现不同的社会身份，以及由不同社会身份所带来的性格迥异的工人面貌。在这样的前提下，必须让叙事边界尽可能地扩展，让叙事更加具有社会广度和思想深度。随着岁月流逝，我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尽管现在用“师傅”来做尊称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师傅”的历史含义，始终没有失去书写意义，因为它蕴含丰沛的历史元素以及新的美学意义。
哲学家、美学家瓦迪斯瓦夫·塔塔凯维奇说过，“原初艺术的概念泛指一切技术性的产品”，也就是说，所有劳动者用智慧、用汗水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属于艺术品范畴；由此可以推定，劳动者就是艺术家。
如今再去想象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劳动者聚集的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的场景，还有若泽·萨拉马戈把文学创作比喻成木匠手艺的话语，也就越发清晰写作者的创作真谛：身体永远匍匐在地，思想高空展翅。只有这样的创作姿态，才能听到乔治·桑塔耶纳来自心底深处的感悟：“我所研究的是真情，而不是新奇。我的努力，完全是为了把那些基本审美感情纳入正轨，从而使判断得以允当，鉴赏得以高卓。”
（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