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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世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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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 薄世宁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薄世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ICU）主任医师，国家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现场处置指导专家。他写的第一本书《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大众医学通识书籍”，先后获得“中国好书奖”、科技部优秀科普作品等权威奖项，累计出版发行31万册。
上周，他写的第二本书《命悬一线 我不放手：ICU生死录》再获“文津奖”。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薄世宁。
■ 一次误诊让他刻骨铭心
薄世宁是名医，是优秀的科普作家。而在新书里，薄世宁的讲述已经超越了技术和知识的层面。他记述了19个真实的生死故事，剖析背后的原理、情感、人性、决策思路；探讨在命悬一线时，如何激发和保护患者的“求生欲”；追问什么才是“理性的爱”，什么才是“善终”。这些故事涉及患者在疾病面前的彷徨和逃避、对希望的渴求和奋争，患者亲人的复杂情绪，还有医生的成长与悲悯。
他曾经有过严重的误诊，患者不是别人，恰恰是他弟弟。由于“我太想救他”，薄世宁发生了严重的不理性，忽视了很多关键证据，他变得激进和冒险，强烈要求使用激素，甚至干扰了上级医生的决策。
20年后，另一位患者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医生们意见不一的时候，当年的细节突然从薄世宁的记忆海洋里浮出，这一次他给出了快速正确诊治。
但薄世宁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医生应该在决策时完全摒弃感性。一方面，无法用理性完全覆盖和解决人类生命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医生的情感对临床决策也并非毫无裨益。20年前那些他刻骨铭心的信息，对20年后的诊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信息对ICU医生尤为重要，在信息高度不充分、不确定，患者命悬一线时，它可以帮助快速而精准地决策，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在《命悬一线 我不放手：ICU生死录》里，可以看到一幕幕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场面：妻子不舍脑死亡的丈夫，错失了捐献器官的时机；母亲不舍溺水后昏迷的儿子，在医生默许下，半年来每天在病房轻声呼唤，终于出现奇迹；面对千钧一发的危机和被一次次病危通知搞蒙了的家属，医生用一句“如果她是我的家人，我会选择怎么做”打动了人心，果断冒险成功抢救……
每天看着ICU里的生与死，薄世宁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想法：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在清醒时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让他既理性又充满关爱地行事，永不抛弃希望、关怀和内心，这才是人间真爱。
【访谈】
■ 名医为什么写自己的糗事
读+：您在这本书中写了自己很多糗事。比如您第一次观摩手术就污染了主刀大夫的无菌环境，被人家用带血的止血钳子狠狠地敲了手背，被吼“滚”，后来您还晕血昏过去。还有，您不顾主管护士反对，给一个抢救病人松开了约束带，结果病人在“ICU谵妄”状态下失去理智，险些拔管导致事故。为什么您要写这些？
薄世宁：对于医生而言，或者说对于每个用技术来服务的群体而言，都有一个特别艰难的成长过程。就拿晕血来说，在我的经历中，在查房、抢救或者手术时，总能听到“咕咚”一声，是年轻医生晕倒了。每个医生都是从“小白”成长起来的，经过磨炼、经过现实的捶打，到最后才能成为一个让病人比较放心满意的医生。医生有“糗事”才更真实，更能够反映成长挣扎的历程，而且越是糗事才越能够反映医学的一些本来面貌。
那次“拔管意外”让我意识到了“尊重规则”的重要性。为什么年轻医生会有意无意地无视规则？一是盲目自信。年轻医生还没有吃过无视规则的亏。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特有的“非理性关怀”倾向。我把患者的约束带放松，看似关心，实则是非理性关怀，对患者并没有益处，反而将他置于更大的隐患之下。规则最终是为了保护患者，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善良和关怀。为了减少犯错，“尊重规则”远比只追求深奥的专业知识更重要。
每一个年轻医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糗事，我们很多医生看完这本书以后很感动，说“这就是我每天经历的东西”。哪个行业没有苦恼呢？人都是要从年轻的时候、从糗事困顿中成长，经过了这些，才能越来越坚定，这就是我要写自己那些糗事的原因。
■ “我年轻时不喜欢讲人文”
读+：您不仅写了自己的糗事，您还写了“傲慢”，比如这段话：“改进医院里或者一个科室内的规则绝非易事。有些规则沿袭已久；有些规则有错而未被察觉；有些规则虽明知需要修改，但因程序繁杂而不了了之。此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傲慢。在大医院里，越来越多的患者来源让管理者更关心新突破、新技术的推广，更关心效益、效率，很容易忽视对原有规则的改进。”
薄世宁：说到傲慢，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最感动人的故事，也是大家很有同感的故事，就是《一个看上去挺好的家属，为什么这么“难缠”》，我每次讲这件事都会哭。我现在依然在脑海当中想起那位老教授，他戴着眼镜、脸黑黑的，有的时候偷偷笑一笑。当时我们都躲着他，因为他太较真，挑医生护士的毛病，还会“外行指挥内行”。后来每次我想到这位老人，我都会很内疚，我恨我当时太年轻，还是个只会用书本、用指南、用冰冷的理论解释一切的年轻人，我不懂悲悯、态度生硬，漠视患者家属的伤痕。这就是年轻大夫会犯的错误：傲慢。
越是以技术来服务的人，就越容易傲慢，傲慢会让人看不透很多东西。我年轻时不喜欢讲人文，“没本事才会讲人文，有本事直接给人治病”。人不到一定年龄就感悟不到悲悯，可能到了40岁以后，经过很多事情，你才会发现，当人处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渴望有一种细微的善良。比如我因为疾病倒在地上，别人拉我一下，或者说我在公交车上跌倒了，有人扶我一下，这就叫细微的善良。但是这种看似细微的善良，对深处痛苦中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道光；医生这个职业尤其如此，每一点点细微的善良，病人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坚决主张，医生不做“无名英雄”，这种细微的善良一定要告诉病人，“我会给你省钱”“我对你特别好”“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你”。医生这样表达之后，患者能够感受到自己被关心被重视，他觉得他那么远来了，他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你还那么重视他。或许你也很忙，给他的时间也很短，但是你就多说了一句话，这一下就不一样了，他的求生欲会更强烈，治疗效果会更好。
读+：老教授这件事过去十几年了吧？这个故事可能一直在您心头，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薄世宁：19年前的事了。其实当时，老人的妻子“走”了，我就觉得内疚，但是那时我还不了解医疗的本质，想不了那么深刻，我只是后悔自己不该用那种态度去跟人家说话。他送我那本《热病》，我书里写的是搬家丢了，其实搬家的时候我看见它了，但是故意没有拿。
读+：我能理解，因为这本书对您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回忆。那么您从中悟到了什么呢？如果今天再遇到这件事，会有什么不同吗？
薄世宁：几乎全天下的医生都知道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以前我认为，“有时治愈”是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今天越来越多的病可以治愈了；而且我不喜欢“安慰”，我认为医生讲安慰是在困难面前的妥协，医生应该不停地精进、追求治愈。但在照顾过更多的患者、见过更多的生死后，慢慢地我懂了，“安慰”这两个字的含义远比字面上的深刻。
安慰首先是对患者家属。只有坚持过，不放手，患者家属内心的愧疚和对于患者的不舍才会平复，未来他们才可以更坚定地活下去。
安慰更多的是给患者。医学的初衷源于人类的自我救赎和相互救助。一个人来过，他为这个世界、这个家，还有身边他深爱过的人爱过、奋斗过、努力过，在他生病时、挣扎时、不忍离去时，所有人不放手，这是对他“生而为人”的安慰。治愈是一种安慰，缓解他的痛苦也是一种安慰，治疗的过程更是安慰。这种安慰让将死之人可以安详地死，让活着的人可以更坦然地活。我想，医学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恐怕就是让人类的情感得以沉淀，让一个人无论从出生到生病再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他的同类、他的亲人在救助他，这就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大安慰。
19年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个老教授。经过了19年的思考，在我吃过了生活的甜、咽下了生活的苦、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我想，如果一切能重来，这个病例的结局还是不会变，那个奶奶还是会躺在病床上持续昏迷，并最终离去；老教授一定也不会变，肯定还会追着我问——
“你给我说说为什么我老伴儿的白细胞总数会增加？你给她找个懂感染的专家吧。”
“注意水温，她末梢循环不好。”
“我给你买的那本《热病》你看了吗？你给她好好治，我有退休金。”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能给她唱首歌吗？”
这些都不会变，只是我会变。我会对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傲慢、轻狂和无知。”
■ 温度是我们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
读+：您再没有找那位老教授，但我看到您还是找过去的病人做了很多访谈，您怎么会想到这样做的？
薄世宁：我一开始是从医生的视角来搜集案例，有一些细节要去找当事人问，没想到问完以后我发现，很多我永远想不清楚的事情在病人那儿一下就得到答案了。这样我就开始做访谈，我觉得访谈更能够指向人心。
2022年7月份，我访谈过一位患者家属。他的父亲82岁，在ICU救治了两个月，最后还是回天乏术。我问了患者的儿子一个问题。我说：“你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在ICU门外守了两个月，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原以为他会讲ICU门外艰苦的守候，讲每天起伏的情绪，讲那些生离死别的故事，讲求医的不易，或者讲他们一家人团结不放手……
都不是。
他说：“我父亲病危那天，小李大夫出来交代病情。她的电话不停地响，她每天忙叨叨地从手术室接病人，带着呼吸机、监护仪，推着床带病人下楼做CT，做各种检查，ICU就数她最忙。那天她和我、我姐说我父亲的病情，她一边说一边呜呜呜地哭。她说：‘真对不起，咱们这么努力，老人还是出血了，对不起，真对不起。’”
“我第一次见医生哭，我都心疼，真的。咱们老百姓看病要吃多大苦、受多少罪，但遇到有情义的医生，心里那个暖啊。看到小李大夫哭的那一刻，我一下子感到我们所有受过的苦都值了。医生能当着你的面哭，你能相信她在里面没有给你好好治吗？就是因为小李大夫，我才愿意接受你的访谈。”
我从来没想到，他接受我访谈居然是因为我下面的一个小大夫。他的访谈我整理了几万字，但是最后我只用了这几百字。
我和很多同事讨论过医生对患者的情感问题，大家的观点出奇地一致：理性让医生思维更缜密、操作更稳健，能让医生客观公正地审视每一个检查结果、化验数据，并最终给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但医生的感性却能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抚慰，让治病这个痛苦的过程有了人情味，让医学更有温度，而温度是我们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
【书摘】
■ 一个看上去挺好的家属，为什么这么“难缠”
“薄医生，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她白细胞总数又高了。”
“是不是感染重了？有没有肺炎？抗生素需要升级吗？是不是护士没有好好吸痰？会不会是尿路感染了？你要不要请个懂感染的专家来给会诊看看？”
“我朋友说往病人鼻子里滴香油能让昏迷的人早点醒，你给她用用好不好？”我皱着眉头、假装耐心地听他把这几句话说完。
“老先生，我不是跟您说过无数次了吗，不要盯着某一个具体指标，要从全局看。”我的语气里也有了一丝掩饰不住的不悦，“我是医生还是您是医生？您不要总是指挥我好不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再说了，滴香油这种伪科学您也信？”
他听我这么说，脸一沉，扭头走了。到他老伴儿的病床边，我知道接下来他又要从床下拿出脸盆接水给患者擦身子了。
这几乎是他这半年来探视的常规动作：先找护士问他老伴儿头一天夜里的指标有什么新变化，把这些出现变化的指标统统记在他的小本上，然后再去找医生对治疗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后再接水给病人擦洗。
半年了，患者的老伴儿一天都没落下来探视。最开始，我感动，每次给他解释病情也非常细致。半年了，我的耐心早被他磨得消失殆尽。这位老先生是我从医以来遇到过的最难缠的患者家属。
我心想，“病人一点转机都没有，怎么还是想不开？每次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比每个指标，拿着各种不靠谱的偏方、秘方和医生争，一点都不讲科学，还大学教授呢”。
他每次给患者擦完了身子，就趴在她耳边跟她说话。每次他声音太大的时候，护士会冲他做一个嘘的动作。他四处看看，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立刻把声音压低了下来。
天冷了，北京的秋天来了。这位老人的病情每况愈下，患者的老伴儿还是每天都来探视，还会在他的小本上继续记录各种数据，只是话越来越少。或许他感觉到了我语气里的不耐烦，或许他意识到了他老伴儿的无力回天。
有一天，我看到他使劲地把一个布兜子往护士怀里塞。他对我说：“你让大家收了吧，不值钱。”他哆哆嗦嗦地解开布兜子，里面是一堆红叶，北京最好季节里最好看的红叶，每片叶子都被塑封了起来，边上还打了眼儿系了红线，很精致。
我说：“都拿了吧，一人一张当书签用。”
他笑了：“谢谢，谢谢薄医生。”
然后他对我说：“我再问你几句病情。”他跟在我后面来到了办公室，看四处没人，迅速地从怀里掏出来一本书递到我手里，“你拿着，这是最新的《热病》，好书，我只给你买了，你自己看。”
《热病——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这是当时乃至今天全世界医生常用的、最权威的抗感染指南书。
“你按照书里说的给我老伴儿用用药。为啥就治不好她的感染呢？”他叮嘱道。
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以为他又想到新问题了。
“薄医生，今天是我老伴儿生日，我想给她唱首歌，我不会吵着别的病人。”
我突然发现，那天他刻意打扮了一番，干净而整齐，还专门打了发油。
我说：“咱们一起祝奶奶生日快乐。”我叫了几个护士，我们围在床边。
他对患者说：“三妹，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你生日快乐！你看咱们年轻时在高原上，一件衣服你给我缝啊补啊，日子苦，可多快乐。老了老了终于回北京了，你又变成这样，都怪我，都怪我啊！”
他说完这些，ICU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只听到呼吸机打气发出的缓慢的呼哧呼哧声，还有监护仪发出的清脆的嘀嘀嘀的心率的声音，像优雅的伴奏曲。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唱那首你喜欢听的歌。”
然后他扯开嗓子唱了起来，是一首走了调的老歌，他盯着老伴儿，眼里是爱怜。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围了过来。他边唱边去拉老伴儿的手。
突然，我听到监护仪的声响变了，明显加快，患者的心率从刚才的70多次加快，80次，90次，然后快到了130多次，监护仪开始发出心动过速的警报音。
此时，有两滴泪水从患者的眼角慢慢地滑了下来。
“你们看，她哭了，她听到了！”他喊起来。
紧接着，“吱——”，心电监护仪发出持续高调的警报音，“心跳停了！”
我冲上去按压，大喊：“给药！快，给药！”
……几天后，他儿子从国外赶了回来。在办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他专门过来为大家这么久的照护表示感谢。他对我说，他父母都是搞勘探的，年轻时走遍了最荒芜的沙漠、山区、冰川，日子清苦但彼此陪伴，甜蜜而美好，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高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