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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嵊州东王村，随处可见越剧痕迹。 |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3月29日至4月3日，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3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在绍兴举行，共话报纸副刊创新发展。东道主安排采风调研，展示了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其中，位于绍兴嵊州的越剧诞生地、女子越剧发源地、越剧博物馆、越剧小镇、越剧艺术学校这一条“越剧之路”尤其惊艳，令人感悟。越剧在几十年间从田头小戏发展为全国第二大剧种，绝非偶然；越剧改编《新龙门客栈》“火出圈”，“顶流”陈丽君为越剧赢得了大批青年观众，这都是越剧的创新DNA在起作用。
走在嵊州，宛如读了半部越剧史。
■ 东王村：越剧诞生第二天险遭扼杀
首先要说的是，今天绍兴辖下的嵊州，秦汉时期就已建县称“剡”，千年剡溪从这里流过，400多位唐朝诗人在此留下了1000多首诗作。“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这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这是杜甫的《壮游》。北宋此地始名嵊县。
嵊州民间艺术丰富多彩，有看牛调、五更调、双看相调等民歌，《辕门》《妒花》《绣球》《十番》等民乐，狮舞、龙舞、高跷、大头荷、哑背疯等民间舞蹈。
这样的嵊州，能歌善唱的人物自然很多；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就出现了农民金其炳这样一个聪明人。他能见物唱物见人唱人，能唱牧牛山歌、民间小调、工尺调、宣卷佛曲调等，常在田头歇息和夏天夜间纳凉时唱山歌。他还把宣卷佛曲和工尺调混合编唱，自称是新创的曲调，当时的听众称这是“四不像”调。后来人则郑重地称之为“四工合调”，尊金其炳为越剧“师公”，把他唱山歌的行为尊为“田头歌唱”。
金其炳显然不会预见到自己后来的光荣。当时旱涝灾害不断，逃荒求乞者无数。金其炳不愿逃荒，他带着徒弟们挨门挨户去卖唱。有些人家不欢迎，就会说“勿要唱、勿要唱”；金其炳他们为了生存就偏偏要唱。越剧的源头之一“沿门唱书”产生了。
在越剧博物馆，讲解员表演了“沿门唱书”：“勿要唱勿要唱偏要唱……”她娴熟流利地唱完一段吉利词，参观者为她鼓掌；而在当年，这一串词能换来一点年糕或小粽子。
金其炳收了一个鞋匠徒弟金芝堂。金芝堂边补鞋边唱书，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目，在杭嘉湖地区被誉为“三个月不唱回头书”，还创编出了“呤嗄调”。
1879年春节，余杭县最大的茶馆岳阳楼邀请金芝堂唱书。他把绣有自己名字的桌围挂于小台上的桌子前，自己站立在桌后唱书，时坐时立时走。伴唱者则坐于桌旁，击鼓打板，接腔帮唱。由此，“沿门唱书”发展成为“走台书”。
用今天的话说，金芝堂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和职业意识。他把很容易遭到歧视贬斥侮辱，同时也很不正规的“沿门唱书”，变革为一种职业化活动。我留意看了他的生卒年份，他只活了44岁。
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年，1906年3月27日，农历三月三，几位唱书艺人在嵊州甘霖镇东王村香火堂前，用四只稻桶垫底、铺上门板，搭起草台，一人一角，上演了《双金花》等戏，还设置了把场、击鼓、打板、帮腔。
从“田头歌唱”“沿门唱书”“走台书”一路走来，三代唱书人走了50多年，到这一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剧本、角色、曲目、舞台；这一天被后世称为越剧诞辰，东王村树立起了“越剧诞生地”的牌子。
但是1906年3月28日的东王村是紧张的。越剧诞生第二天，甘霖镇团练头子樊金焕以“东王村演的是‘鹦歌淫戏’，扰乱社会治安，有伤风化”为由，要禁戏抓人。东王村乡绅李海法当即宣告：“今夜照常演戏，樊金焕敢来抓人，我豁出卖光自家田地，与他打官司。”他抽调青壮年组成“卫客”，亲自坐镇；艺人们顺利演了小戏《绣荷包》《卖青炭》和大戏《赖婚记》。
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细节满满，无比丰盈。
■ 施家岙村：女子越剧在打压中起步
越剧诞生后，各个艺人班子分路出发，奔向杭州、上海等大城。在两次冲击上海市场失利之后，第三次终于在上海立住脚。他们努力向京剧、绍剧等学习，一边沿用金芝堂的呤嗄调，一边创新“板腔变化体”，又改良剧目，建立乐队。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施家岙村。
192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施家岙村人王金水出资，在村中开办第一个女子越剧科班。
王金水这个人身高体壮，青年时租包柴山，是一个生意能人。他与光复会的骨干结为知交，和几个绿林头目有往来。袁世凯倒台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的嵊县人大量进入上海。王金水依靠这层关系，也开始往返沪嵊，经营旧衣、布头、糖果、糕点等生意，又为戏班包饭。不久，又和同乡合股，成为升平歌舞台的前台老板，承包演出业务，进入了越剧圈子。
艺术史上可能常有这种人，不大懂或者不真懂艺术，但是知道艺术很厉害，能赚钱，刚好他也有钱，还有点本事，也愿意砸钱，于是他就把艺术捧起来了。王金水就是这样，他能“整合资源”，安排教戏师傅，也能“招生”。
办班之初，年幼的姑娘不敢加入，不少人斥之为“伤风败俗”，并问王金水是否敢送自己的女儿来学戏。王金水就动员女儿、侄女率先进班。他开出优厚的学员条件：学期三年,帮师一年；艺徒在学艺期间，衣食住行概由老板负责，满师后，送给每个艺徒银洋六十元、金戒指一只、旗袍一件、皮鞋一双。当年，农村长工的年酬只四五十元，童工不到二十元，做针线活和烧饭的妇女，一个月只能挣得一二元。于是前来报名者竟有五六十人之多，录取了20多人，第一代女子越剧名伶就从这批人中诞生。
女子越剧登台之初还是很稚嫩的。她们在施家岙村第一次草台亮相，照例要先派一个“开脸小丑”到台上去舞蹈一圈，方才开锣。那天，台前观众熙熙攘攘，那个开脸小丑竟躲在门后哭着不敢上台，后来传为笑谈。
很快，这批十三四岁的小女生就沿着“落地唱书”艺人开辟的演出线路，开始了长时间、长距离的流动演出。施家岙村女子越剧博物馆的讲解词写道：“艺徒们饱受饥寒、疲劳之苦外还得躲避警察，生活极其艰难、环境极其险恶。”为避查禁，她们不得不学唱绍剧，甚至演绍剧剧目，以遮耳目。在师傅们的精心指导下，她们的技艺不断提高，戏路逐渐拓宽。
女班初到上海，由于行头粗糙、演技幼稚、上台怯场、表情不到位，男女唱腔很不协腔，于是铩羽而归回到施家岙村。
可是在乡亲们的心目中，这批女班是闯过大上海的，族人破例为女班开放祠堂戏台，“杀鸡祭台”，为村民免费公演。艺徒们也放开了胆子演出，天真活泼的表演，亲切柔和的乡音，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王金水从心灰意冷中振奋了起来，开始辗转各村演出，不为盈利，但求生存，只收6个铜板的门票。几个月的演出，局面渐开，影响日增，这在越剧史上被称为“6个铜板救了越剧”。
在琴师的配合下，施银花等女班学员大胆吸收京剧、绍剧和民歌小调的营养，在男班丝弦正调的基础上，改定基音，摸索出一种新的“四工调”，战胜了男女声腔不协的困难，走出了女子声腔第一步，成为“女子越剧发展的里程碑”。到1925年，施家岙女班艺徒已渐渐绽出女性的天赋美，唱腔新颖，技艺过人，各地竞相邀演，名角用轿子迎送，备受礼遇。王金水稳坐施家岙，四年中盈利一万多块钱，心满意足告老还乡。其收益被人眼红，于是你也教一班，我也教一班，女子越剧班在嵊州开枝散叶。
1938年开始，大量涌现的女班陆续奔向上海，在短短数年间，成为沪上观众最多最红火的剧种，超越了老牌的本地沪剧。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
■ 走向全国：创新是越剧的性格
女子越剧时代来临了，她们如此俊美雅致，她们的变革却那么轰轰烈烈。
最早闯入“孤岛”的姚水娟，清醒地意识到女子越剧要有“适合时代性的剧本”。她聘请原《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担任自己的专职编剧，1938年9月12日，新戏《花木兰代父从军》上演，这是女子越剧改良阶段聘用专职编剧编演的第一个新剧目。报刊纷纷称赞，上海英文报《大陆报》更将花木兰比作圣女贞德。日本特务机构为阻止演出，威胁要在戏院安装炸弹，但无济于事，该剧连演27场，场场爆满。
1940年，樊迪民根据上海社会新闻改编的时装戏《蒋老五殉情记》上演，以“话剧化、电影化”相号召，采用实景舞台，进行折光和追光。姚水娟演出时出现在观众席中，从台下走上舞台，调动了观众的热情。剧目大受欢迎，共演出116场。
继之而起的是袁雪芬。1942年，她首创“剧务部”，聘请思想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担任编剧、导演、舞美、音乐等专职。这种做法很快被各剧团仿效，完整的文学剧本和导演排练成为常态，使越剧的面貌出现了重大变化。
袁雪芬把话剧、电影的现实主义表演和民族戏曲的传统结合起来，还率先在中国戏曲界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独特表演风格。在那个变革的年代，越剧声、光、电、服、化、道、舞、美都在不断进步，舞台变得生动而绚丽夺目，剧情变得完整而引人入胜，音乐变得细腻而回味无穷。就连化妆手法，也由水彩进步到油彩。
1943年3月，袁雪芬主演新戏《香妃》，舞台上感情迸发，唱腔与排练时不一样。琴师周宝财临场发挥，创出了“尺调”，这成为越剧沿用至今的主腔。
1945年，相似的一幕发生在范瑞娟的《新梁祝哀史》，当范瑞娟情不自禁地改变了既定唱调，周宝财再次以高超的技艺完美配合，借鉴京剧“反二黄”，创出了低沉缠绵的“弦下调”。
周宝财先生2002年去世。这些人都是越剧的大功臣。
1946年，袁雪芬从编剧南薇处听到鲁迅《祝福》的故事，当即表示要搬上舞合。她很有胆识地对鲁迅夫人许广平说，为了适应越剧观众的口味，要在剧中加上爱情情节。1946年5月6日，《祥林嫂》上演，田汉、洪深等知名人士应许广平之邀前往观看，给予很高评价。这是越剧改革的里程碑。
在嵊州的越剧博物馆，展出了周恩来1946年9月对上海地下党的指示：“……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
1949年9月，袁雪芬与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此时，距离金其炳的“田头歌唱”大约已有百年。
走出越剧博物馆，记者在嵊州越剧艺校的校园宣传栏里，看到了优秀校友陈丽君的照片。艺校老师说，当年，陈丽君在这里被称为“练功房女孩”。
越剧史上的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陈丽君”。她们只有求新求变，才算得上尊师重道，如果有一天停止创新了，那才是对越剧传统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