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鲁平
■ 以敬畏之心真诚之情
讲好长江故事
《长江这10年》是一部关于长江近十年变化的非虚构作品。我出生在上荆江的百里洲，遥远的过去这里是荆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在长江后来的演变中，逐渐融合为一个巨大的沙洲，因为巨大，它曾被当作一个蓄洪区并在1954年使用过一次。从个人经验出发，我是熟悉长江的。
此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多次往返于荆江上下。最近几年，深入荆江更加频繁。我曾三次去人民大垸，与20世纪50年代在那里开垦农场的知青见面。我曾多次开车从荆江大堤的起点枣林岗到洪湖新堤的排水闸。太平口附近的腊林州、荆江北岸的故道、洞庭湖的芦苇场、七弓岭对面的孙梁洲……一遍又一遍地行走中，不断遭遇的是长江一年一年的变化。比如，当我寻找临湘塔的时候，恰好遇到临湘塔维修，塔周边的江岸正在开展护坡治理，这是三峡后续工程的一部分；当我寻找去往临湘大矶头的道路时，刚好穿过了正在搬迁的沿江化工厂，布满各种管道的厂区里，空空荡荡，工人都转移到新的厂区了；当我从孙梁洲堤上穿过时，迎面的是一个个防汛棚、一面面旗帜，那里正在经历2016年的大汛；而当我走到传说中的广兴洲对面时，空无一人的大堤上竖立着一面工程公示牌，这里正在进行护坡施工，对面的大片树林便是已经无人居住的广兴洲。这是岳阳与监利之间最为神秘的一块沙洲，在长江的摆动中，它经历过多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演变。
不过，我了解的荆江只是长江的一段，而长江太长。除此外，还面临许多技术上的难度。长江流域的治江治水，是一个系统科学的历史进程，涉及水文、泥沙、河流力学、水利工程、机电工程、水工建筑、地质勘探等太多的专业知识，即使一个抽水泵站的建设都涉及复杂的技术，如泵站的摆放，进水口、出水口的设计，水泵的生产制造，等等。技术上的难度还在于，长江沿线快速发展变化中，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可以想象，《长江这10年》的写作无疑经历了诸多困难。尽管如此，作为在荆楚大地上的文学创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扎根长江两岸现代化建设的现场，立足长江文明的深厚积淀，挖掘、提炼素材，以敬畏之心、真挚之情，讲好长江故事。因此，在一个个长江人物和故事的感动下，在长江充满魅力的历史文化的支撑下，最终我写完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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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鲁平：武汉作家，湖北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出版长篇非虚构《武汉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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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植物对环境尤其敏感。如向日葵、胡萝卜、菠菜、芝麻、栀子花等，对二氧化硫敏感。桃、杏、海棠、山桃、玉米、洋葱等，对氟化氢敏感。杜鹃、石榴等对氧化氮敏感。牵牛花、甜菜、莴苣、番茄、菊花、蔷薇等对光化学烟雾敏感。柳树、女贞对汞敏感。鸭舌草对放射性物质敏感。这些植物对污染的感知比人灵敏很多倍。当遇到污染时，它们的叶片、叶脉会出现伤斑，或者枯黄，或者脱落，或者变色。
有的动物会对水质敏感。比如人们熟知的白鲦、鳜鱼，以及人们不熟知的船钉子鱼、军鱼、溪石斑、红尾副鳅、沙塘鳢，等等，它们的生存状态直接反映水体的质量……长江里还生活着一种对水质非常敏感的动物，一种关注度极高的动物，即长江江豚。长江江豚对声音也很敏感，螺旋桨的噪音和机器轰鸣会干扰它们的回声定位，从而让它们失去方位感。据水生生物学家研究，江豚适合的水温范围是5.7℃—28℃，水质至少要达到标准水质Ⅲ类以上。水质污染不仅影响江豚食物的质量，也会感染江豚的皮肤。同时，江河里的码头、航运、大坝、水闸、采砂、捕捞以及其他污染物也会对江豚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江豚往往被称为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江豚多，说明长江健康状况良好；江豚少，说明长江病了；江豚消失，则说明长江病得不轻。江豚对长江太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长江水质的指向标，还因为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也是长江仅存的淡水豚类。
但江豚的生存境况并不乐观。2006年3月17—25日，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家的考察队员从武汉出发，在湖北武汉—湖南岳阳之间进行了第一次长江豚类考察。考察的结论是，长江流域的江豚仅有1800头左右。2012年11月11日，中科院水生所、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共同组织了为期7周的第二次长江淡水豚类科考，此次考察在宜昌与上海之间的长江段进行，得出的结论是全流域约有江豚920头。相比2006年，江豚少了近一半。不仅如此，2012年，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鄂州、安庆、南京等水域，还发生多次江豚死亡事件。
两次江豚科考获得的结果都令人担忧。长江江豚在地球上已经生存繁衍了千万年，它们的存在意味深长，既象征长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又标志着长江文明的延绵不息。假如有一天它们消失了，那将是一个悲伤的消息，是江豚的悲伤，也是长江的悲伤，更是人类的悲伤。
拯救江豚的呼吁来自上下，来自专家学者，来自长江边的江豚关爱者，当然，也来自环保、渔业、水利等行政管理部门。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要求最迟自2021年1月1日0时起，“一江两湖七河（长江干流，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大渡河，鄱阳湖、洞庭湖）”等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其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两个权威文件，长江流域已经公布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包括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共有332个，其中，湖北83个，位列第一；湖南45个，位列第二。在332个保护区中，江豚保护区有9个……
9个江豚保护区中，有4个集中在湖北监利到湖南岳阳之间的长江段。可见，长江中游的荆江以及洞庭湖水域在江豚保护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十年来，在长江中游真正形成了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企业、环保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强大的江豚保护阵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江豚的微笑在长江始终绽放。怀着如此信念的护豚使者，在长江中游的天鹅洲、洞庭湖、长江故道、洪湖等地，很容易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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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的一天，我来到长江边的石首市，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江豚。它跟我小时候看见的“大鱼”很不一样，光滑的灰色皮肤，圆圆的头，纺锤一样的身躯，没有鱼的背鳍。原来它们并不是黑色的，微微翘起的嘴，看起来始终在微笑。保护区的小伙子陶乐告诉我，江猪是它们的俗名，它们真正的名字叫长江江豚，只生活在长江里，而且江豚并不是鱼，是哺乳动物。
陶乐2008年来到保护区，最开始的工作就是饲养江豚。通过两年与江豚的亲密接触，陶乐对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已经相当了解，比如长江江豚喜欢吃鱀条；又比如，虽然生活在淡水里，长江江豚有时也要补充盐分和维生素；还有，长江江豚与人熟悉了，会调皮地朝人吐水，表示它很高兴，很喜欢。如果同时几个人喂食，江豚只吃它熟悉的饲养员喂的食物。陶乐一点一滴讲述他了解的江豚，脸上的笑容一丝一丝绽开。陶乐的脸方方正正，看上去果断干练，虽然年轻却履历丰富。他先是在北方当兵，回到家乡后，在石首市开发区的办公室、农业农村局、组工部等多个岗位都工作过。我向陶乐描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见的江豚，陶乐插话说，那时长江江豚有1万多头，而目前大约只有1012头。它们现在比大熊猫还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3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长江江豚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
陶乐所在的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是我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区，保护区辖长江石首段89公里，天鹅洲长江故道21公里。所谓“九曲荆江”，说的正是从石首到监利的长江，在这段著名的蜿蜒型河道上，因为自然裁弯和人工裁弯取直，形成了多个长江故道。天鹅洲故道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故道的形状是一个未封闭的圆……天鹅洲故道湖面宽1200米，平均水深4.5米。这片3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亿多立方米的水体以及300多种动植物，优良的水质加上生物多样性的湿地为长江江豚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
天鹅洲故道是江豚的宝地，但对在这里工作的员工而言，却是寂寞、偏僻的野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有着外界并不知晓的困难。在30年的发展中，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员工从无到有，在一片芦苇地上创造出了世界对小型濒危鲸类自然迁地保护的成功范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即，留住长江的微笑。
孙海文就是怀有这种信念中的一个。在我与陶乐聊天的时候，这个“80后”小伙子一直在旁边眯缝着眼睛听。孙海文过去是天鹅洲的一位渔民，每年在天鹅洲故道里打鱼，有七八万元收入。实行长江大保护之后，孙海文彻底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成了保护区一名以保护长江故道和江豚为职责的巡护员。孙海文的家在石首市横沟市镇，从家里到保护区有7公里路途。每天，孙海文从家里出发，先到保护区，然后围绕故道开始巡护。在巡护中，孙海文和他的同伴要记录巡护过程，日期、天气、温度、总里程、江豚监测记录、故道巡护记录……如果天晴，这样的巡护工作每天两次，如果是雨天则巡护一次。平均每天要跑50多公里。孙海文把车钥匙插入摩托车，我看见仪表盘上显示的里程数是1.5万公里，而这辆摩托车他才使用了一年。这样算起来，六名摩托车巡护员全年巡护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
并非所有的巡护监测登记表都如此单调，翻阅孙海文和同事的登记表，常常会发现令人会心一笑的有趣文字，比如，对江豚的描述，“中午11点44分，江滩100米处发现5头江豚在捕食”；“发现10头江豚在围捕食”；“发现3头江豚在追食”。捕食、围捕食物、追逐食物，对不同的捕食状态的叙述，体现了巡护员的专业和仔细。又如，“下午在郑家台350米处发现江豚几头迎风而上”；“下午5点32分江滩100米处发现2头江豚在戏水”，这种形象的艺术化语言，又体现了孙海文这些朴实的渔民，内心其实藏着外人看不见的美好。当然，在厚厚的登记表中，还有“中午11点32分，抽水沟收缴丝网1条”之类的执法记录，以及“发现小江豚1头”的惊喜。
守护江豚的并不都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五十多岁的汉子，55岁的丁泽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与孙海文一样，丁泽良过去也是渔民。与年轻的孙海文不同，丁泽良年轻时就见过白鱀豚、江豚，他对白鱀豚的消失和江豚越来越少深有体会。2008年，在罕见的冰冻灾害中，两头江豚被冰凌划伤，在救治江豚过程中，丁泽良协助研究人员观察江豚伤势愈合状况，并负责照顾两头江豚。从此，丁泽良就与江豚分不开了。2010年，天鹅洲保护区的网箱迎来了叫鹅鹅的雌性江豚，为了让鹅鹅适应新的环境并与网箱里原来的雄性江豚天天建立感情，丁泽良住在网箱上，日夜守护他们。丁泽良的守护不是一般的看护，而是细致到从食物准备到水温水质以及江豚叫声和呼吸声的变化，一旦发现叫声和呼吸声异常，丁泽良就要查看，寻找原因。
在丁泽良的精心守护下，江豚鹅鹅分别于2016年、2020年产下两头小江豚。看着小江豚的出生和健康成长，丁泽良觉得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工作更值得的了。但在十多年的守护中，丁泽良牺牲了陪伴女儿、外孙的时间。在家人的眼中，他更像是江豚的爸爸。2022年10月14日，当我们站在网箱的跳板上，近距离接触江豚时，丁泽良指着水中的江豚，告诉我们哪头江豚是父亲，哪头江豚是儿子。他手里抓着几条小鱼，看着水中朝他吐水微笑的江豚，隐藏不住的自豪悄悄从脸上流露了出来。他亲切地对江豚说，来啊，来啊，有人来看你们啊。召唤的声音就如召唤自己的家人。从网箱看完江豚，上岸的时候，要穿过一艘船。这艘船是丁泽良居住的地方，船舱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脑，电脑旁的柜子里还有许多药盒。我凑近电脑屏幕看了看，原来是丁泽良记录的江豚饲养信息。太出乎意料了。眼前这个瘦瘦的不怎么说话的渔民居然会使用电脑。
在陶乐的记忆中，保护区30年的历程中最艰难的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8年百年一遇的冰雪、2011年五十年一遇的干旱以及2022年的干旱。江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水里跃出来呼吸，2008年的冰雪却将整个故道冻结了。保护区立即采取措施破冰，为江豚的呼吸打开一条通道，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工作人员发现有江豚死亡，开始大家没有意识到是冰凌的原因，直到发现江豚身上划伤的伤痕。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当地医院的协助下，保护区对故道里的江豚采取紧急救治，经过十多天的治疗，绝大多数受伤的江豚最后都重返故道。2022年，天鹅洲故道的水位只有28.5米，比正常水位32米低三四米。严重的干旱导致故道的水只有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21公里的故道岸线也减少到14公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陶乐和他的同事积极寻找水利部门，设法向故道补充水量。陶乐说，到了2024年，投资7000万元的天鹅洲提水泵站就要投入使用，届时干旱问题就一劳永逸解决了。说到这里，陶乐就像他的名字，乐了。
在迁地保护中，保护区巡护员、饲养员的观察、记录、饲养，看似平凡、单调，却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可以丰富、纠正人们对江豚的了解、认识，甚至提供新的发现。比如，通常认为江豚怀孕10个月才生产，但在天鹅洲的故道网箱中，江豚妈妈却怀孕12个月；通常认为小江豚6个月断奶，但在网箱饲养中3个月的小江豚就断奶了，因此，江豚的哺乳期并不是6个月……说到这些新发现，陶乐又乐了。
我当然知道，陶乐的心情并不像他笑的那样轻松……为了留住长江的微笑，他们每年都在努力。2021年，他们收缴大地笼37条、小地笼96条、炸弹钩58副、电鱼器2套、刺网142条、船只1艘、赶渔网13套。除了执法，他们在维护保护区生态环境上做了大量工作，如与其他部门协调，取缔30多个砂石码头；栽种芦苇，恢复湿地面貌；洲滩内沟渠净化，整治水域污染；制止湿地资源破坏活动，等等。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保护，使得天鹅洲故道里的长江江豚种群不断壮大，目前已经超过了一百头。
说到故道里的江豚不断增加，陶乐很欣慰，这是几代保护区员工努力的结果……在白鱀豚功能性灭绝后，江豚是长江中仅剩的鲸豚类动物，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因此，长江江豚能否生存下去，是长江的最好指标。它们能欢乐地生活、繁衍，它们能在长江里跳跃、微笑，就是一江碧水的最好见证。
3
与陶乐、孙海文、丁泽良不同，我在岳阳见到的江豚保护志愿者，“江豚奶爸”徐亚平的脸上始终挂着严峻、激动、担忧。徐亚平的本职工作是《湖南日报》的新闻记者，但在长江上，徐亚平更知名的身份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2016年3月在接受采访时，激动的徐亚平曾说过两句“狠话”，一句是“若没有保住江豚，我将沉于洞庭湖”，另外一句是“江豚灭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罪责！”说这两句话时，徐亚平已经做了四年多的江豚保护工作，他为保护江豚所做的许多事已经在长江沿岸为人熟知。
徐亚平小时候在家乡南洞庭的一小片水域就见过江豚，但真正与长江江豚的结缘起源于在湘阴县城打工。20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徐亚平在湘阴县城里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老师，也做过宾馆服务员。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徐亚平突然发现江豚少了，此时，徐亚平已经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但作为环保志愿者，徐亚平的事业起步于对鸟类的保护，而不是江豚。在发现江豚越来越少的同时，徐亚平发现更多的是人类对野生鸟类的威胁，尤其是在南洞庭有的水域，还存在用排铳打鸟的做法。每次，徐亚平听说哪里有人打鸟，他就带着摄影记者，开着一辆破吉普车直奔现场。他要唤醒人们对鸟类的热爱与保护，那些年他和他的同伴们救助了包括东方白鹳、黑鹳、小天鹅在内的696只珍稀野生鸟类。徐亚平说，正是在保护鸟类的行动中，他唤醒了自己，并决心把环保当作事业来做。2000年徐亚平发起成立了环保志愿者协会。从2011年开始，徐亚平把主要精力用于江豚保护，并在2012年初牵头成立了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这是我国民间首个江豚保护机构。在成立大会上，徐亚平发表了一个《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宣言》。在这个类似协会目标和任务的宣言里，徐亚平把江豚保护协会的工作概括为4大项、29小项，包括实施环保宣教，阻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捕鱼，帮助渔民转产转业，救护野生动物，等等。其中的3项他认为是协会的“攻坚项目”，即“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建立洞庭湖江豚保护区；实施江豚迁地保护”。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从宣布之日起，徐亚平注定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环保旅程。
这一做就做到了2023年，这十年，是徐亚平的人生至关重要的十年。十年中，加入江豚保护行列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已有会员近200人。十年中，徐亚平见证了江豚保护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整个过程。2013年，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物种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受威胁程度仅次于野外灭绝。2015年、2016年，农业部分别在湖北天鹅洲、湖北何王庙、安徽安庆西江开展长江江豚迁地保护。2016年，农业部印发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2021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将长江江豚等65种野生动物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
十年中，他见证了岳阳东洞庭湖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华容集成长江故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从无到有的过程。
“集成”指的是华容县集成乡的集成垸，它处于长江荆江段一个32.7公里长的弯道上。长江经过湖北监利城关后，向南流，在华容集成乡的临江村折向东北，从集成乡的仙尾洲与湖北监利何王庙闸之间折向南，再流经集成乡的临江村。历史记载，至少在1775年，这个弯道上便有了围垸。这个围垸与今天长江南岸的华容县新江村连在一起，都在长江以南。荆江上这个著名的弯道不仅严重阻碍航运和洪水下泄，而且崩岸不断，把集成垸变成了一块洪水肆虐的土地。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今长江委）编制的《下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规划》，1968年10月，湖南省组织岳阳、华容、临湘3县共2.3万多人对这个弯道实施裁弯取直……集成垸与华容县的陆地脱钩，成为长江以北一个被水环绕的孤岛。集成垸的命运再一次巨变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的特大洪水将集成垸的大堤冲毁，1999年集成垸约1万名居民全部转移搬迁，从此，这个面积约3.7万亩的岛屿成为无人生活和居住的孤岛。无人烟、无工厂、无车辆，甚至无灯光，有的只是茂密的树林、葱郁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水塘，可以想象，这个孤岛及孤岛周围的长江故道对长江的野生动物是多么理想的乐园。2014年，湖南华容和湖北监利签订“共同支持申报保护区、共同推进保护区建设、共同管理保护区”的协议，决定利用何王庙长江故道，将其建成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两个县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10年努力，储存约60头江豚种质资源。2015年3月，4头来自江西鄱阳湖的江豚被放入集成（何王庙）长江故道。2015年8月，经湖南省政府批准，华容县集成长江故道县级江豚自然保护区升级为省级江豚自然保护区。这是湖南省首个省级江豚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为2747公顷，其中核心区域874公顷、缓冲区948公顷、实验区725公顷。2017年集成（何王庙）长江故道江豚保护区再一次从鄱阳湖引入4头江豚，2021年又从湖北石首天鹅洲江豚保护区引入6头江豚，到了2022年，工作人员已观测到10头以上江豚出生，集成（何王庙）长江故道的江豚种群达到了30头左右。集成（何王庙）长江故道江豚保护区的故事，徐亚平都见证了。2015年3月28日，4头来自鄱阳湖的江豚放入集成（何王庙）江豚保护区时，徐亚平就在现场，他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在《湖南日报》发布了《应对生境萎缩迁地保种，8头长江江豚搬新居》的新闻（另外4头江豚放入天鹅洲江豚保护区），徐亚平也将当天的活动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十年中，他见证了洞庭湖水域野生动物资源的明显变化，江豚数回升到120多头，麋鹿增至200多头，而候鸟达到28.8万只。十年中，他和志愿者协助渔政部门共打击处理了138个湖匪渔霸。十年中，为了江豚保护事业，他估计了一下，起码得罪过近一万人。十年中，为了江豚保护，他甚至“上访”过。徐亚平说的“上访”不是通常的“上访”，而是指2013年他与华容县水产局、渔政局等部门的领导到农业部、中科院，请求支持江豚迁地保护工程。十年中，江豚协会持续帮助渔民技能培训，创业就业，筹集6万元帮助渔民子弟上岸读书。十年里，岳阳江豚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共巡逻1956次（其中，夜晚626次），徐亚平每年在洞庭湖里巡护的天数都超过了100天。十年中，作为岳阳市人大代表，徐亚平多次就江豚保护、渔政执法、环境保护等工作提出建议，如2016年的《关于加强江豚保护区监管和执法的建议》、2017年的《关于切实加强我市畜牧业渔业行政执法职能的建议》、2018年的《关于将江豚确定为岳阳市吉祥物的建议》、2020年的《关于岳阳市东洞庭湖长江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议》，等等，这些建议客观上推动了洞庭湖环保和江豚保护的步伐。
徐亚平组织的打击非法捕捞、保护江豚、保护洞庭湖生态等志愿者活动，在当时无疑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有的人会在徐亚平的门上贴上红布或者扎破他的轮胎以示警告，有的则是直接找上门来，对徐亚平和志愿者围攻、殴打。但这些都不可能让倔强的徐亚平屈服。
2022年7月20日的这个雨夜，在徐亚平激动地讲述他的志愿者生活时，我分明有一种错觉，他不是在讲述，而是在演讲，有时甚至是申诉。我与他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没有笑，甚至没有一丝的轻松、调侃、诙谐、幽默，没有插曲、没有拐弯抹角。我突然就想到了他的老乡左宗棠。2019年端午节，我曾在湘阴城的东湖边徘徊了一个下午。空旷的左宗棠文化园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左宗棠石像。整个石像好似由一块巨石刀劈斧砍而成，粗粝、坚硬的棱角，与左宗棠的刚烈个性契合得天衣无缝。
我说，你的风格比较像你的老乡左宗棠。徐亚平几乎脱口而出：“是，我们湘阴人以他为骄傲，从我的家到左宗棠的老家只需20分钟。”从此时开始，徐亚平的语气才开始柔和起来。他告诉我，他并不想把保护江豚的志愿活动仅仅局限于岳阳，原因很简单，从上海到宜昌都是江豚活动的水域，他希望每段水域都有志愿者。于是，他便着手在长江沿线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江豚保护外围志愿者网络……长江中游起点附近的枝江市水域，常年有8头江豚在这一带活动。徐亚平物色到一对父女，把这一带水域的江豚分工给一对父女负责看护，这对父女发展出一个27人的志愿者团队。鄂州市附近的江豚湾，徐亚平联系当地工商系统的27个志愿者负责看守保护。九江段的江豚保护，徐亚平通过九江的亲戚，发动他们在九江寻找岳阳老乡，果然物色到了从君山出去打工、了解江豚又愿意参加江豚保护的合适志愿者人选。合肥的江豚保护志愿者群的建起则是一次采访活动的结果。一个合肥的记者专程赶到岳阳采访徐亚平，没想到徐亚平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回合肥后寻找愿意参加保护江豚的志愿者，就这样在合肥成立了一个江豚保护志愿者群。南京的江豚保护，徐亚平请在南京工作的同学帮忙，在南京寻找岳阳人，然后组建起南京江豚保护志愿者队伍……经过努力，在岳阳以外的长江段，徐亚平发展了外围志愿者一万余人。一个浩浩荡荡的江豚保护志愿者队伍，活动在长江中下游的两岸……
自从投身江豚保护志愿服务之后，徐亚平以其在江豚保护中不顾一切、绝不妥协的风格和个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及其开展的江豚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徐亚平来说，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对江豚保护协会和保护江豚项目的肯定，意义不同一般，岳阳江豚保护协会十年生态环保历程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环保的重要价值。十年，对徐亚平，对岳阳江豚保护协会，都是一个里程碑。
（节选自李鲁平长篇非虚构作品《长江这10年》）
图片来源/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制图/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