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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可安身》 董磊明 谢梅婕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刘绪明
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农民以打工的形式离土离乡早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的讨论也由来已久。但今年春节，不少回老家过年的人发现留在县城生活的同学、朋友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等都高于在大城市打拼的自己。
对于大多数处于漂泊中的中国人来说，故乡是心灵的归宿。她承载着城市生活中漂泊无依时的确定感，代表着儿时的记忆、家的慰藉以及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归属感。无论离家有多远，在外漂泊多久，只要想到故乡，我们就觉得心中还有牵挂还有根。但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想到故乡时，更多的还是村庄、田野、山川河流、家族文化、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等乡土元素，很少有人将故乡与城市、现代生活联系起来。短暂回乡的我们很难捕捉到故乡悄然发生的许多微妙的变化，而当自己猛然意识到时，才发现这种变化已经如此巨大。
■ “在乡村过城市生活”愈益成为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董磊明教授领衔的团队通过在湘鄂赣交界区域的宁县及宁县古源村的深入调研，从村庄视角出发，通过穿梭在宁县县城与古源村庄之间的田野调查，对改革开放以来宁县的城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扎根型城镇化”的全景图，也揭示了许多县城、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及其由来。
一方面“在乡村过城市生活”愈益成为现实。通过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也随之改变，城市的各种资源通过国家力量、市场、数字技术等要素繁荣铺陈而逐渐渗透至古源村，人们可以足不出村地享受和大城市生活类似的服务、商品、娱乐、信息等，村民生活方式逐渐城镇化。
另一方面，县城与大城市的现代生活范式日益趋同。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使得县城的性质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过去的那种基于村庄的经济、社会城乡关系格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的县城是凌驾于乡村之上的“公家人”和经济精英的聚集地，是乡村所不及之处，是农民仰慕的地方。而在移民搬迁政策及公共服务向县城集中等的刺激下，宁县出现了以县城为中心的人口城镇化浪潮，这一进程以县域为范围，以县城为载体，重构了整个县域社会。在此过程中，县城成为中国城镇体系的重要基点，也成了县域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小县城的各个方面也逐渐不断接近大城市，而当县城能获得就业且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时，由于能兼顾家庭和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县城生活也更加安逸，农民往往可能倾向于选择回到县城。
■ “城乡两栖”家庭多了
在此背景下，打工地的“旅居客”、县城的“定居者”、村庄的“守望者”三重社会身份在农民身上并行不悖，农民个体不断流动于三种不同的物理空间，也在持续地回望家乡、重建家乡、再造家乡。正是这三种社会身份的统一，人及其身上附着的各种要素得以在城—县—乡之间往返穿梭。打工地的经济剩余以农民家庭为中介不断输入进县城和乡村，农民在进城以后仍然在城乡之间保持着频繁稳定的人员往返、资源互动、情感交流等，塑造了“延展在城乡之间的家庭”；农民的社会网络在城乡之间不断拓展，村庄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仍是农民在县城最稳定的倚靠与支撑，在乡村生活中养成的温情脉脉也逐渐蔓延到了县城，县城也拥有了温暖的底色。
在这种新型的、进退有序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断裂，反而通过社会网络、文化认同等方式实现了共生。故乡的根没有被斩断，反而扎得更深。故乡为打工人提供社会网络、情感支持与文化认同，成为打工人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依托。“城乡两栖”的家庭生计、生活模式使得村民之间的日常互助在新的维度变得更加频密，乡村社会得到更多的涵养，村庄的乡土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农民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世界依然在有序地再生产，这就给予了农民自由选择、进退有据的城镇化社会空间。村庄依然是村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归处。农民即使城镇化失败，仍然不是无家可归的“浮萍”，是可以回归乡土的游子。
通过“扎根型城镇化”形式推动的县域城镇化构建了“县域城乡连续统”，故乡不再是村庄，而是县域，返乡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返回村庄，而是返回到家乡的“县域城乡连续统”中。故乡兼具着城市性和乡土性，逐渐成为可以同时安放“肉身”和“灵魂”之地。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