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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小圆镜是许玉忠烈士的遗物，镜子上镶嵌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照片。 杨青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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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 李舫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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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舫 |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前不久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首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牺牲情况及在韩烈士遗骸归国工程进行系统梳理和描述的纪实文学。这部35万字的作品由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创作完成。近日，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了李舫。
■ 采访多个部门 历时3年成书
《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以下简称“《回家》”）是国内首部介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书籍。
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此间，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让英雄魂归祖国一直是党和人民的期盼。2013年，中韩双方达成共识，建立交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合作机制。从2014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0年迎回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家》一书以“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带我回家”为线索，生动记述了一幕幕历史场景：从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到浴血奋战三千里江山，再到中韩关于在韩烈士遗骸归国的破冰谈判，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和安葬仪式各项工作的设计和协调，以及遗骸迎回和安葬仪式现场，还有艰苦细致的遗物辨识和DNA检测、为烈士寻亲等工作；讲述志愿军老战士、烈士亲属对烈士的怀念和抗美援朝战争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旨在反映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成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讲好新时代英雄和烈士故事，激发人们崇敬英雄、珍视和平的信念。
《回家》一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独创性。该书作者、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采访了包括退役军人事务部、外交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多个部门，采访了多位烈士的亲属、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以及志愿军烈士的家人，将感情在心中消化，慢慢凝注在笔端，历经3年，终于成书。
该书入选了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访谈】
■ 10年迎回93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
读+：全书第一章《无名》从韩国坡州“敌军墓地”写起，令人震撼。从现场照片看到，墓碑旁有一瓶打开的酒，这酒是谁带去的呢？10年来，我国迎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如何？
李舫：从首尔一路向北，40公里之外，便是坡州。坡州市积城面沓谷里有一座“敌军墓地”。1996年6月，韩国遵循《日内瓦公约》，在京畿道坡州市修建了这座墓地，将发掘的360位中国军人遗骸埋葬在这里。此后，随着遗骸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埋葬的中国军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去那里的头一天，刚刚下了一场雨，墓碑上还有着未干透的水迹，低矮的坟茔，简单的墓碑，所有的墓碑上都刻着相同的三个韩文字，翻译为中文就是：无名氏。
举目四望，天地苍茫，一座座黑色的墓石镶嵌在大地之上，仿佛连绵的石头阵。按照韩国的传统习俗，墓地一般向南安放。而在这里，志愿军烈士的墓地全部朝着西北方向，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方向，他们可以遥望故乡。
墓碑旁有很多祭祀用品，鲜花、白酒、供品，这些是烈士的亲人和战友带去的。尽管他们“无名”，可是一直有人祭奠他们。
其实，这些埋葬在地下的英灵不是没有名字，而是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遗骸还不能匹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编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名录》是有他们的名字的。如果你去辽宁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你也会在英名墙上看到他们的名字。
从2014年至今，我国已连续10年迎回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深入开展遗物整理、辨识和分析，以印章等标注个人身份信息线索的遗物为重点，陆续发布烈士寻亲线索，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找寻烈士亲属。在此基础上，依托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亲属DNA数据库，破解遗骸DNA身份识别难题，突破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等关键技术。
在这些遗骸中，已经有20位烈士遗骸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其中，周少武、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是2014年至2019年第一至第六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水实、吴雄奎、梁佰有、展志忠是2020年第七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成旺、史万忠是2021年第八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陈汉官、索维亮、李延学、白存任、李仁松、王希颜、邱能庆、韦恒兰均为2020年第七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已经走进DNA档案却至今没有比对成功。
■ 《回家》有个意味深长的密码
读+：创作这部作品用了3年，这个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感悟？
李舫：在这部书的写作上，我投入了整整三年时间。写完《回家》的最后一个字，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我不禁伏在写字桌上，放声大哭。这是2023年里最热的一天，窗外，阳光明媚，暑气蒸腾，而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般。
在我家里的墙上，悬挂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图，每一个三角标记下面，都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埋葬着无名的志愿军尸骨。三年来的采访和写作让我肝肠寸断。我怕下笔太重，惊扰了烈士的英魂，又怕下笔太轻，描摹不出他们惊天动地的往昔。三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三年来，书中的这些人、这些事，与我长相厮守，温暖着我，警醒着我，永远不要远离内心的和煦良善。他们与它们，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和它们，是我血脉相连的遥远亲人，是我永生难忘的深情回眸。书桌上，是厚厚的档案。书房里，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抗美援朝的书籍，从地板摞到了天花板，每一本书里，都夹着五颜六色的标签，每一个标签，都代表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随手打开，就是一个年轻生命短暂的一生。可是，纵使这些如山海般的历史，又怎能装得下他们的伟大？
三年里，这本书数易其稿，我同编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交流稿件文本时，我给这部作品的word版本设定了一个密码，“197653”，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数字。这是我们心里那个最神圣、最光荣、最庄重、也是最哀伤的数字，我也希望广大读者都记住这个数字。
我在这部书中想强调的是，战争不是最终目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当然这个目的很难达到。志愿军烈士的牺牲也不是最终目的，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更多人庄严地、有价值地活着。这场战争对于刚刚建立，一切还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场立国之战，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接下来几十年的和平。
■ 从“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到“带我回家”
读+：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披露了一些权威文件，包括会谈纪要、交接书、鉴定报告等等，获取和公布这些文件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舫：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这个“回家”的故事，其写作之难度也很大，难在浩瀚的历史、浩瀚的材料、浩瀚的人物。而面对着这些浩瀚，无疑是一次艰难的重返、艰辛的寻找。
不知道多少次，我一次次走进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资料室，仅仅是为了确认一份文件中的一个信息。不知道多少次，夜半时分，一派寂静，天地似乎都融化在黑暗里，而我在一卷又一卷的名录中搜寻，只为找到一个名字。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时任领导同志，以及褒扬司（国际合作司）、政策法规司等部门的有关同志，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让我得以完成这部作品。他们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役的活字典、活历史，不管我在写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找他们求助，他们全部都给我以悉心的指导；很多重要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所附带的有意义的故事，也因此得以解密，并与广大读者见面。
读+：全书用“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带我回家”串联，很有意味，这种布局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李舫：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最困扰我的是用什么样的线索来推进这个跨越70余年、涉及290万将士的故事，数易其稿，我感觉怎么都难以讲清楚这个宏大的故事。突然有一天，“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带我回家”这几个主题词跳了出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事件发展的线索，也是围绕志愿军烈士情感突进的线索。
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们辞别亲人：“待我回家”，享受和平。然而，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他们中一些人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那一刻。他们叮嘱战友：“代我回家”，看看新中国的和平岁月、万里江山。
今天，战场的硝烟已然散去。然而，那些在战火中消逝的身影，早已凝结为令人难忘的血色记忆，凝聚成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战友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祖国没有忘记他们。10年来，中国共迎回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和9500余件烈士遗物。
找到了这个线索，我写作中所有的故事得到了统合，一切都顺了。“待我回家”，是他们出征时的殷殷期盼；“代我回家”，是他们牺牲时的无尽遗憾；“带我回家”，是祖国和人民的至高承诺。
从“待我回家”，到“代我回家”，再到“带我回家”，这是一条兑现诺言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披荆斩棘的希望之路。为这些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回国”到“回家”，不仅是烈士亲属跨越数十载的祈盼，也是全社会共同的心愿，更是党和国家对烈士的尊崇与铭记。
书摘>>>
■ “离烈士最近的人”
王春婕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讲解接待科科长，她被大家称为“离烈士最近的人”。
逝去的英魂荣归故土安息，并不是终点。长年累月被掩埋在异国尘土下的烈士遗物，数十年后被挖掘出来，还有着更长的故事，等待后人去发掘和抒写。它们从哪里来？曾在战场上与主人一起经历过什么？它们身上有着怎样不同于他人的故事？这些，都还有王春婕这样一群“守陵人”在追溯着。
在整理韩方移交的志愿军烈士遗物中，陵园的工作人员发现几样物品占据了很大比重——胶鞋、纽扣、水壶。这些遗物，有些是与9年间回归的913位烈士一同回来的，有些至今没有主人。每一位烈士遗物几乎都包含鞋子，同一位烈士有时会有好几双胶鞋出土，尽管一些鞋子经过了数十年的掩埋，已变成锈迹斑斑的胶鞋底，甚至只剩下了扭曲的碎片。带着这样的疑问，王春婕和同事走访了多位志愿军老战士，才知道由于跋山涉水导致鞋子受潮磨损，不少战士有在背包中预备多双鞋的习惯。
从韩国发掘归国的大量烈士遗物都是诸如此类的微小物件，从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着烈士生前的情景。除此之外，陵园工作人员还派专人对每一件烈士生前的衣服量尺，判断衣服的质地，并通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钢笔笔尖商标，来判断钢笔产地以及出产日期，以便追溯他们的生前轨迹。偶尔，王春婕也会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遗物，像枪、子弹等。
还有，就是志愿军烈士生前荣获的纪念章，有华北解放纪念章，有解放东北纪念章……这些都是战士们拼命换来的，他们将这些纪念章带在身边，他们在战场上冲锋、厮杀，这些纪念章就在他们军装的贴身口袋里，这就是他们视同眼珠一样的荣誉。陈列馆里一共有几十枚纪念章。每一枚纪念章，王春婕都很熟悉，通过这些纪念章，她大体可以推断烈士的兵龄、资历，可以知道他们参加过哪些重大战役。
一枚名章、一粒纽扣、一面失去光泽的小圆镜，是2016年归国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许玉忠的全部遗物。其中，一面小小的圆镜上镶嵌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照片。不知这是烈士的爱人还是其他亲人，不知烈士是不是在思念时也曾反复拿出照片摩挲。
2014年归国的遗物中，有3支钢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看来这是一个有文化、喜欢读书、喜欢写字的战士，他叫杨双喜。3支钢笔中的1支被扭开了笔帽，它的主人正在书写或者将要书写，也许是写信，也许是写下当时的日记。当时，杨双喜在想什么？他又写下了什么？或许替思乡情切的战友们书写过家书，或许为上级书写过文件，或许曾写下自己的报国之志……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量尺寸、写说明、拍照、录入……整理和登记的工作量很大，王春婕却怀着虔诚的心情投入工作。每当看到一枚枚红色印泥重新覆盖印章上烈士的姓名，她便似乎感受得到他们脉搏的律动，英烈的生命仿佛又鲜活起来。
王春婕希望通过整理遗物，尽量还原遗物主人的经历和习惯。
在对这些烈士遗物进行整理后，王春婕还会将她的发现和体会整理成材料发给有关部门，以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鉴定等方式，最终确定烈士的身份。
■ “忠骨计划”为烈士寻找亲人
2014年3月，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2015年1月，中国政府启动“忠骨计划”。
2019年3月25日，为24位英烈寻找亲人，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传承·2019清明祭英烈”活动。4月3日，全国各大媒体同时发起“寻找英雄”行动，向全社会征集24位英烈的亲人信息，助力英雄回家。
2019年7月，DNA鉴定团队受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委托，承担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DNA认亲比对工作。7月29日，DNA鉴定团队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采集了第三至第六批95个棺椁的遗骸样本。8月24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委托当地医疗机构进行了烈士印章姓名对应的疑似亲属全血样本采集，历时7天，从9个省共采集了17位有印章线索烈士的72位疑似亲属样本。
这是中国首次规模化使用DNA检测技术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身份识别，是中国首次规模化使用DNA检测技术对海外军人烈士遗骸进行身份识别，是中国首次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意义非同寻常。
2019年8月，中国首次正式公布烈士遗骸身份鉴定工作结果：基于志愿军烈士遗骸和亲属DNA数据首次成功确定了6位烈士的身份，他们分别是——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周少武。
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印章为线索，第一时间采集了所有迎回烈士遗骸的DNA信息，并结合战史中资料分析锁定300余名志愿军烈士家属进行DNA采集和比对。最终，林水实、吴雄奎、梁佰有、展志忠4位烈士确认身份并找到亲属。
2022年7月20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及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标志着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月，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采集了第八批109个棺椁中的遗骸样本。
2023年5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宣布，已完成8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工作。
（摘自《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