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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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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微妙在“四时之外”

日期: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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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之外》

    朱良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朱良智

    人乘着生命的小舟,来到时间河流中,经历无尽的颠簸后,又被时间激流吞没。中国很多有生命自觉的诗人艺术家,萦绕在这“神秘旋律”里,他们开出的良方,是在时间之外,开辟一个理想世界,试图平衡生命之舟的颠簸,安顿势如“惊湍”的心。

    清代画家恽格(号南田)在评好友唐苂的画时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

    “意象在六合之表”,指超越空间(上下四方曰六合);“荣落在四时之外”,指超越花开花落、生成变坏的时间过程。南田认为,为艺要有一颗腾出宇宙的心,有一双勘破表相的眼,解除时空限制,创造出超然物表的“境”,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段话中的“四时之外”四字,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时间和空间是艺术创造的两大元素,讨论中西艺术的特点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其中空间表现的差异性,如与西方焦点透视不同,中国艺术有一种独特的透视原则(有研究将此称为散点透视)。其实对时间理解和处理的差异性,是横亘在中西艺术之间的更为本质的方面。

    ■ 超然时间,反映对历史的思考

    中国艺术重视生命境界的创造,追求形式之外的旨趣,所谓九方皋相马,意在牝牡骊黄之外。空间是有形可感的存在,时间却无影无踪,它的存在只能通过思量才可触及。在时空二者之间,重视超越的中国艺术更注意时间性因素。一切存在,皆时物也,中国思想中本来就有时空结合、以时统空的传统,中国艺术要在变化的表相中表现不变的精神,时间性超越便是艺术家最为属意的途径之一。

    荣落在四时之外,必然触及历史。中国艺术的超然时间之念,反映出对历史问题的思考。

    人生而来到世界,其实是来到历史中,历史如同人类生存的空气和土壤。人类创造历史,活动于其间,也成为历史生成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人类自身。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历史书写,它是历史记忆和叙事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历史问题则更为重要。中华文明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情怀,这与印度文明不同,与重视宗教的西方文明也有重要差异。长期以来,中国艺术的历史叙事功能不断被强化,艺术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礼乐文明的传统,凸显艺术的教化和载道功能。然而,艺术在表现个体生命独特感觉方面的作用却相应弱化,不少创作甚至沦为某种权威话语的衍生物。

    ■ 天地本然,发现生命的体验

    “荣落在四时之外”的旨趣,是传统哲学“与天为徒”思想的一种反映。很多艺术家认为,心在四时之外,才能回到天地怀抱之中。

    在中国艺术家看来,通常人们所说的时间,其实是外在秩序的时间,它是由空间变化所确定、被历史叙述所记载、在知识系统中沉淀出的对象物。它带有鲜明的权威印迹,裹挟着欲望追逐的躁动,记录着朝代更替的血腥,映照着倏忽变动如苍狗的世相,蕴含着人生老病死的悲欢,也充满了对万物生成变坏的怜惜——这种秩序化、刻度化的时间,是一种“知识时间”,是对象化存在。

    陶渊明《桃花源诗》说,“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所言“纪历志”,即“知识时间”,而“四时自成岁”——如果说是时间的话,则是一种内化的时间,它是人生命体验中的时间,或可称为“生命时间”,其根本特点是从“知识时间”中跳出。人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就可拥有这样的时间。这是一种没有知识刻度、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非对象性存在。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世界自有其节律,不以知识的节律为演进轨迹。这“生命时间”,是一种远离欲望盘剥和知识分割的存在。它就是无限绵延的生命接续,不为纣亡,不为尧存,不受外在权威支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因外在变化而改变生命轨迹。“看来天地本悠悠,山自青青水自流”,这才是中国艺术家推崇的天地本然的时间感觉。这样的时间,当然不是所谓“客观时间”(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它本质上是人生命体验中所发现的世界。

    正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艺术推崇的“瞬间永恒”的体验境界,理解为一种认知方式(在某个突然降临的片刻对终极真理的发现),它是生命存在方式的确立,超越“知识时间”,呈现出天地本然的“生命时间”。在“此时”中,无物无我,人天一体,没有时间刻度,没有瞬间和永恒的知识相对,便有了真正的永恒。

    ■ 中国艺术微妙在“四时之外”

    中国艺术以“天趣”为最高蕲向,本质上也在超越“知识时间”,从而契合“生命时间”。“生命时间”乃是“天之时”,体现出“天趣”——天的趋向,它是艺术家在生命体验中发现的人天一体的生命节律。天趣,是没有历史矫饰的书写,没有权威指定的表达,一种符合人本然生命展现的存在节律。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艺术创造纲领,也在明晰一个道理:一切艺术都是人所“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一样。人的创造,为何要避免出现人工痕迹?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家要将人从“人”的知识计量中拯救而出,走入天趣——天的趋向、天的节奏中,超越“知识时间”,归复本然的生命节律。脱离“作”,也就是脱离被时间、历史、知识等捆束的创作方式。

    刘禹锡《听琴》诗云:“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秋堂境寂夜方半,云去苍梧湘水深。”这首描写时间感觉的著名诗篇,记录的是体验中对“生命时间”的发现。琴声由琴出,听琴不在琴;超越空间的琴,超越执着琴声的自我,融入无边苍穹。夜将半,露初凉,心随琴声去,意伴天地长,此刻时间隐去,如同隐入静寂的夜色,没有了“听时心”,只留下眼前永恒的此刻,只见得当下的淡云卷舒、苍梧森森、湘水深深。

    “真僧不见听时心”,归于茫无涯际的生生节律中——这是中国艺术的至高理想。

    “四时之外”,是通往中国艺术微妙世界的不可忽视的通道。我的这本不成熟的近作,集中了我在艺术研究中关于时间问题的一些粗浅思考。在《南画十六观》序言中,我曾引用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小诗,并说,“我的这本书其实就是演绎这首小诗”。其实,那本书言犹未尽,本书再从时间问题入手,展拓这小诗的意味,探讨传统艺术在时间和历史反思中所包含的深邃生命智慧。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