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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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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石头说话

日期: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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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7版:读+       上一篇    下一篇

    《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

    陈胜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陈胜前

    你有没有疑惑过,博物馆里看起来差不多的石头,考古学家怎么能判断这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石头说明了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些貌不惊人的石头透露了什么水平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国古人讲“格物穷理”,考古学家要“格”的对象是石头。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artifact),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因此,石头也为当代的考古学家破译过去的生产方式、贸易网络与人地关系提供了关键的民族志材料。

    ■ 石器是远古社会的密码

    1993年凯西·希克(Kathy Schick)与尼古拉斯·托斯(Nicholas Toth)出版了《让沉默的石头说话》(Making Silent Stone Speak)一书,当时我刚刚上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大约是在次年,希克与托斯两位学者访问北大,我见到了他们以及他们送给吕先生的新作。

    不过,我之所以采用《让石头说话》这个书名,有更早的渊源。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其主题歌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中唱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男主角是乾隆时期的忠臣王尔烈,他为了教授皇子禺琰,历尽艰辛,被害入狱,后被侠女从石牢中救出。禺琰在老师的指教下,跋山涉水,体察民情,最终在千朵莲花山(今千山)找到了木鱼石。王尔烈指点他说:“这块山石,其实一文不值,但不登泰山,不知山高;不涉沧海,不知水深;不入民间苦行,怎能分辨忠奸善恶。”寻找石头的故事对于石器考古来说也颇有启发意义,我们要寻找的并不是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故事。

    石器本不能说话,它之所以能“说话”,是因为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让石器说话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的过程,其中所有的美好,一方面是发现石器背后的故事,石器仿佛远古社会的密码,通过它了解久已湮没的历史无疑是快乐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过程本身的乐趣。春日户外,我们在阳光下做实验,曾有学生说,如果课程都是这样的话,那该多么令人愉快啊!

    为什么要选择研究石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石器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人工制品,从距今300多万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没有哪一种其他人工制品能与之匹敌。更直接的理由是,石头足够坚韧,不像有机物那样会腐烂,能够经历百万年的埋藏留存到现在。

    ■ 通过石头实现“透物见人”

    石器是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简称旧石器考古)最主要、最常见的研究材料。这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幸运之处,当然,这也是他们的痛苦之所在。旧石器,通常也称为打制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偶尔也有磨制石器,如石磨盘),其形制远不像陶器那样稳定。拼合石器也远比拼合陶片困难,陶片拼合是二维的,但石器拼合是三维的,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拼合。石器出土也不像陶器一样能够与特定的遗迹现象如房址或墓葬联系在一起,石器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能够与火塘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发掘者只是得到石器而已。

    研究石器,仅仅端详或凝视是不够的。我们从石器上所得到的认识都是基于考古推理所得,然而,考古推理何以可得?简单地说,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推理。我们常把考古学研究与刑事断案相提并论,神探福尔摩斯的厉害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建立完整的行为逻辑链条。不过,在考古学研究中,类似的推理是很难建立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史前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跟现代生活差别太大。

    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地质学、古人类学联系紧密,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石器考古学家面对的研究对象比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刑侦学家等面对的困难多得多。即便是最好的民族志材料,也不足以描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生活,我们根本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在石器研究过程中,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采用;同时,还需要把它们以一种合理的逻辑结构组织起来,以产生合力,从而穿透现象,了解古人,也就是考古学经常讨论的“透物见人”的过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框架?我称之为“分层—关联的方法”。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过若干案例研究的检验,还是比较有效的。它没有将石器研究局限于形态特征,即最后的结论不能只是石器形态特征本身的归纳(或是语焉不详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归纳),而是需要深入古人行为层面,深入古代社会发展的层面,实现“透物见人”的目的。

    ■ 还原远古时代的故事

    尽管我强调综合运用多样的方法,但我还是有自己专属的领域,那就是实验考古。石器考古中,实验考古有悠久的历史,有诸如博尔德(Bordes)、克拉布特里(Crabtree)这样的石器打制大师,后来者中精于石器制作的不乏其人。石器作为一种考古材料,在研究过程中极其需要实验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我有不少的切身体会。2009年在发掘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外观有些像砍砸器的粉砂岩石块,由于表面有些风化,很难确定打制痕迹。而通过实验,尤其是使用实验,我完全可以确信,这种原料不可能用作砍砸器。它的硬度不足以胜任,使用中刃口会迅速磨圆,无法承担砍斫功能。再比如石球实验,按照常识,我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寻找本身就类似于石球的砾石,稍稍加工一下,就可能制作出石球,这样会最节省时间。但实验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且不说在河滩上寻找这样的原料有多难,即便找到了,也往往因为这样的原料缺乏可以打击的台面,难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石器实验考古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研究方法,而要发挥这种方法的效力,就要特别注意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针对的问题越清楚,作用可能就越大。

    这里希望通过对有限的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内容的构成是按照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商周时期,包括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适应、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细石叶技术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发展五个重大问题。这些研究希望说明一点,石器考古是可以告诉我们有关远古时代的故事的,而不只是发现石器材料、分析材料本身的特征。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