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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开往基辅的中欧班列准备发车。 长江日报记者刘斌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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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区域经济学家冯奎： 随着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内陆城市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今已进入海陆并进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内陆城市逐渐成为开放的高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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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钱学锋： 构建新发展格局，武汉有很多新机遇和优势，包括人才科技创新优势、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雄厚优势、消费资源优势等。武汉的城市能级强大，这是抓住新发展格局和战略机遇的重要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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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常少华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内陆城市抢抓自贸区、“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和平台建设机遇，加快做强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拓宽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如何认识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陆开放机遇？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新”和“高”如何明确？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如何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找准定位，彰显特色和优势？
近日，云端会客厅邀请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区域经济学家冯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钱学锋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如何理解“新”和“高”
长江日报：从国内、国际来看，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路径是怎样的？
冯奎：自15世纪大航海以来，海洋运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以海洋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沿海、近海城市获得了发展先机。
随着公路、铁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内陆城市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今已进入海陆并进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内陆城市逐渐成为开放的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实体物理空间的城市和作为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城市，两者发展是相互关联的。由此，内陆城市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水平。
钱学锋：就我国而言，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到1990年以后实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战略，中国对外开放采取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梯度开发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内陆地区许多新的重大战略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新战略使得内陆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长江日报：对于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如何理解“新”和“高”？
钱学锋：“新高地”，就今天的开放环境而言，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过去是相对被动、单向的开放，今天则是更加积极主动、双向的开放。过去的开放主要基于数量和规模考虑，现在则更强调高质量。
此外，过去的开放主要基于商品和要素流动性，而今天更多地聚焦于制度型开放等方面，体现了开放的新内涵和形态。
长江日报：内陆城市做好对外开放，国外有哪些经验？
钱学锋：在内陆开放方面，国外许多城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最知名的德国法兰克福和美国孟菲斯。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法兰克福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成功，归功于其建立了良好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通过推动机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吸引更多企业、产业集聚，进一步推动当地现代服务业发展，最终实现城市经济增长。
美国孟菲斯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城市，先天自然禀赋不占优势。依靠联邦快递等大企业为龙头，通过业务创新带动物流企业集聚，形成了以航空物流为核心的水陆空多式联运立体交通发展格局，获得了“航空都市”的美誉。
冯奎：实际上法兰克福、孟菲斯的开放发达程度之高，完全超越了许多沿海城市。这说明，地理只是影响城市开放的条件之一，而不一定是主要决定条件，更不会是唯一决定性条件。
■ 提升城市开放能力，首先要从内陆思维转为开放思维
长江日报：目前我国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有什么优势？还面临哪些瓶颈？
冯奎：城市的劣势与优势也会互相转化，原先的优势可能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面临新挑战。
以影响中西部内陆城市开放发展的陆海新通道战略为例，在这个战略提出之前，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和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怀化市之间的连接已很畅通。但陆海新通道战略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和标准，各相关城市在软硬件方面出现短板，需要补齐。
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海关、铁路、港口以及沿线园区等需要接入国家信息化平台，统筹建设无水港、海外仓、集散分装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或平台项目。这些要有一定超前性，按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进行投资、建设、运营。
在软件和认知方面，要从过去的内陆思维转变为开放思维，放开思路规划，放开手脚行动。
钱学锋：内陆城市长期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或特定因素的限制，在认识问题上，与沿海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转变观念、开放思维，是内陆城市开放能力进一步提升的第一个方面。
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内陆城市需要进一步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国际先进经验学习。只有吸附和集聚优质企业、要素和资源，才能留住优质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与此同时，内陆城市在开放标识，特别是重大开放平台建设方面仍需突破。例如，广州的广交会、上海的进博会、乌镇的互联网大会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平台。内陆城市具有国际性、全球性的重要开放平台相对较少，如果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未来在开放格局、能级和水平上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 武汉应努力在数字经济世界抢占战略制高点
长江日报：在新发展格局下，武汉应如何突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冯奎：研究武汉的发展，需要对其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判断。按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的理论，国民经济发展会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到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武汉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阶段。武汉高校人才、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资源丰富，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真正成为创新资源强城，在创新竞争力上成为全国头部城市之一，并在全球有更高的影响力。
过去，武汉在地理条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当下的数字经济空间中，武汉的通达性同样具有优势，比如，武汉是5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国家顶级节点平台城市之一。因此，在数字经济世界抢占战略制高点，也应成为武汉需要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
目前，武汉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实现集成式创新，将人才链、科技链、创新链和金融链融合起来，使科技与产业更好地协同。在空间上，要以武汉为核心，将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好地协调协同，对外塑造“武汉和他的朋友们”的整体形象，打造成为开放与创新的新高地。武汉拥有极其有利的条件，未来的发展值得大力期待。
钱学锋：构建新发展格局，武汉有很多新机遇和优势，包括人才科技创新优势、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消费资源优势等。武汉的城市能级强大，这是抓住新发展格局和战略机遇的重要前提条件。
瞄准构建开放新高地，武汉下一步应当强化链接能力。
首先是枢纽链接功能，武汉在全国城市枢纽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城市竞争愈发激烈，武汉更应着力提升链接其他区域、城市和资源的能力。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武汉如何发挥腹地经济优势，将腹地市场与全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紧密联系？武汉下一步应当提升市场链接能力。
湖北和武汉拥有许多世界级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规模和产值非常大，但传统产能和产业投入产出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尚未很好地与国际市场链接，这需要依靠大量自主创新和政策支持，武汉可以先行发力，不断提升产能链接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开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要素和商品流动性，而是制度型开放，这意味着要想真正成为开放高地和国际化城市，必须在高水平经贸规则上与国际保持相对一致，实现有效衔接，这也是武汉应当努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