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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
□ 刘洪波
“实验室”是时间体验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人们时间体验的终极依据。至少，时间的基本单位“秒”，现在是由实验室来定义的，是由分布在全世界的不同实验室来“调制”的。
实验室是我们这个时代相当普遍的一种设置，它是精确性、控制性、客观性、可靠性、可信性的源泉，也是结论性和探索性的基地。仅仅几十年前，实验室只是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在社会中是一种稀少的设施；现在，它就实现了泛在化，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设施。除了学校和科研机构，我们与实验室打交道的机会与日俱增。医院有越来越多的检查，市场有越来越多的鉴定，企业有越来越多的研发，这些都需要在实验室中完成。实验室的泛在化，是科学和技术因素深入生活的表征。
在所有的实验室中，最具本质性的共同特征，一定是时间控制。所谓实验，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方法，它通过严格控制的方式，把自然状态下不易被发现的联系、变化揭示出来，从而得出可靠的知识。实验室的工作总是按照“局部”和“片断”的方式进行的，它不可能把整个自然搬进去，也不可能无所不包地研究全部规律，而只是研究被送进实验室的那一部分，只是研究实验室技术上可能研究的那一部分问题。这可以视为实验室的空间尺度。在这一确定空间尺度下，实验室使自然时间被科学时间取代，漫长的自然变迁结果被迅速显现，倏忽而逝的自然时间被实验拉长到可观察、可记录的水平，某些在自然状态下不会出现的结果会得以呈现。可以说，科学在实验室中创造了自己的时间。
传统上，时间并不掌握在科学手中。中世纪西方，时间被宗教掌握，创世学说规定了宇宙的编年史，每天的日程被教堂赋予。在中国，时间由皇家控制，钦天监代表皇帝颁授历法。科学在地质学上、生物学上的发现，打破了宗教对宇宙、地球时代表的限制，从矿物探采到机器运行，科学时间迅速取代了宗教时间，成为社会时间的掌握者。在中国，现代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的建立则伴随着政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和工商兴起的进程。总体上，时间从自然状态、神学状态、政权状态，转变到科学基准状态，时间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来解决，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现代化过程。
机器普遍运用带来的剧变，使科学时间的地位得以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机器运行的速度，打破了传统的时间感知，一分钟数千转的速率只有借助技术工具才能被测量。人与机器的关系在冲突和适应中不断调整，最终内化出了一种相信科学、技术和知识的观念。时间的流动性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科技能力的持续增强而显现，有效的市场运转把时间的稀缺性转化为资本增值。总而言之，一种不是来源于四季流转、昼夜交替，而是来源于计时工具刻度化、嘀嗒声的时间，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被确立。
实验室在不断扩大着对明日的“预制”范围。今天在实验室里的东西，明天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所谓“创新主导”就是这样，它意味着未来生活不是在自然状态下也不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而是在实验室里孕育。在时间上获得某件商品的微小差异，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区别，今日的奢侈品，明天的大路货，领先性已经不是由“时代”来区分，而是由实验室才能测定的电子运算速度标示。
两部手机的区别，可能不是在日常使用中的感受，而在于实验室里能检测出不同的参数。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其性状如何、品质如何，未必取决于真切的感受，而是来自于“参数”的比较，某些可能只在实验室中才能分出高下的参数，为我们应当为一段生活该感到幸福还是伤感提供了依据。
对时间精确性的敏感，也是来自于实验室机制的一种东西。电子产品可视为实验室时间向社会扩散的一种工具。手机上的一个电子应用，在一秒钟内打开，还是刚好一秒打开，客观来说，差距或许不算太大，但对衡量一部手机，以及与性能适配的心情来说，意义可能就很大了。“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们不会为秒而苦恼，而现在我们会为此而焦虑。与此同时，“抢答”与“秒光”的社会场境，作为丰裕时代对机遇和稀缺性的着力开发得到广泛运用，也为争分夺秒的时间焦虑提供了合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