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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刘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刘夙
■ “起名”是人类独有本领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
东汉有个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比如“名”这个字，上面是个“夕”，下面是个“口”。“夕”的本义是傍晚，那么名字和傍晚又有什么关系呢？许慎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从口自名。”这意思是说，白天人们彼此能够看见，所以不需要称呼自己的名字也能让人知道你是谁。可是到了太阳落山之后，彼此就看不见了，要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就只能从嘴里喊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名”就是在“夕”阳落山后从“口”中说出的东西。
可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就拿生物来说吧，现在，科学家已经为将近200万种的生物命了名；据估计，地球上现在还有生存的生物至少有2000万种；如果算上在几十亿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灭绝的生物，那么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物的数目将超过1亿种！
有些植物的名字，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就拿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 “同物异名”与商业炒作
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比如马铃薯，在汉语中，我们习惯用“土豆”作为通称。此外，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作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所有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作“雪菊”的植物，据说只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然而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却差点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于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一些不法商人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作“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直译是“蜱籽草”），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成功了。
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大樱桃，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林奈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双名法”。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简称“学名”），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Solanum tuberosum。
■ 珙桐学名是怎么来的
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然而，作为对植物分类学家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他们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为新植物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于是，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并借此而不朽。除了人名，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方言词等特殊词汇，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
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而且即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
19世纪，法国传教士兼标本采集员谭卫道（J.P.A. David）在四川“发现”了珙桐。珙桐那奇特的花朵——两枚硕大洁白的“花瓣”（实际上是一种叫作“总苞”的叶状结构）中间，是一团紫色的“花心”（这是真正的花），远远看去，仿佛是树上停落的无数白鸽。正因为如此，珙桐在英文中就叫作dove tree（鸽子树）。
当谭卫道向法国植物学界报告了珙桐的“发现”之后，法国学者便决定，用谭卫道的姓氏来为这种美丽的树木命名。这就是珙桐属的学名Davidia的由来。今天，欧洲和北美都已经广泛引种珙桐，作为珍贵的庭院树种。由于珙桐的珍稀性和享誉世界的观赏价值，它被评为中国的一级保护植物，又有“植物界的大熊猫”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