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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 实现美好的城市生活，最终还是要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人民，把最优质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城市强调精细化治理，不仅要把高大上的地标式建筑或网红打卡地搞好，更把细节做得精致宜人，带来方便快捷的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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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国际）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鸣浩教授： 今天的城市发展逻辑是用城市环境吸引人，用高品质的城市环境、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吸引人才，产业企业随人才而来，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可以说，城市发展日益强调“见物又见人”，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尊严、个性化的需求，也要关注全民友好的问题，关照人的完整生命周期，关怀不同的阶层和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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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今年的中秋国庆“超级黄金周”，Citywalk（城市漫步）再度成为热词。年轻人漫步城市，用脚步丈量城市广度，用眼睛探寻城市深度，身体力行感知城市温度，成为新的旅行时尚。而漫步城市，正是检验一座现代化城市管理的最好方式，也为城市“像绣花针一样”精细化治理提供新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近日，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邀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和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国际）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鸣浩教授，共同探讨超大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思路和经验。
专家们表示，目前城市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过去强调城市的硬件，现在强调城市的软实力。Citywalk概念的火爆，也是提醒我们城市治理要软硬结合，兼顾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塑造，城市治理日益突出“见物又见人”。
■ 城市不仅要把地标式建筑或网红打卡地搞好
更要把细节做得精致宜人
长江日报：最近Citywalk这个概念爆火，它和我们俗称的逛街是不是有差别，我们看的是什么？是不是为城市治理提供思路？
韩志明：在今天高密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大家选择Citywalk，以自己为尺度体验城市的纹理，了解城市的人文历史景观，本身也是城市与人相互交融的方式，对于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有很多重要的启发。
城市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城市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实现美好的城市生活，最终还是要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人民，把最优质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城市强调精细化治理，不仅要把高大上的地标式建筑或网红打卡地搞好，更要把细节做得精致宜人，带来方便快捷的享受。
周鸣浩：互联网时代的Citywalk是以解压为目的，是对新生活方式的一种探索。它之所以爆火，一是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大家渴望户外活动，丰富文化生活，渴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二是由互联网高影响力和高传播力带来的放大效应，与经济流量的盈利机制，以及新时代年轻人分享生活的欲望，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阶段，过去我们关注城市的硬件建设，现在则强调城市的软实力提升。城市要做到有温度，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Citywalk概念的爆火，也提醒我们城市治理要软硬结合，要兼顾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塑造。
长江日报：一座理想化的城市，或者说未来城市是什么样的？有哪几个关键词？
周鸣浩：新时期的城市治理与过去传统的城市管理有很大区别，我认为关键词包括新目标、新挑战、新契机。
新目标，即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世博会以后，我国城镇化率突破50%，到达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持续增长突破60%，逼近70%，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城镇化已经进入下半场，城市发展逻辑发生转变。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发展遵循“产城人”逻辑，即通过人口红利、低廉的土地出让价格、优惠的政策等吸引企业投资建设。城市从中获得发展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把人吸引到城市中。而今天的城市发展逻辑是用城市环境吸引人，用高品质的城市环境、高质量的城市发展吸引人才，产业企业随人才而来，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可以说，城市发展日益强调“见物又见人”，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尊严、个性化的需求，也要关注全民友好的问题，关照人的完整生命周期，关怀不同的阶层和群体。
新挑战，即破解新时期、新阶段的城市病。比如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交通难的问题，过去是源于公共交通的容量和道桥隧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今天则是私家车太多带来的拥堵和停车难。如今，城市治理是从解决“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到“精不精”的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新契机，即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传统的城市管理依赖人的经验，而数字技术则帮助城市治理摆脱局限，让我们能更敏锐地捕捉、了解、预测城市的变化和需求，实现对城市空间及其承载的各要素无缝隙全覆盖的治理。另外，数字化为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治理提供平台，不仅向人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也为人民参与治理提供了渠道。
■ 旧城改造的基本法则
尊重历史 尊重传统 敬畏文化
长江日报：城市更新中，旧城改造是重点，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改造，需要注意些什么？
韩志明：一是尊重城市历史，尊重城市的传统，敬畏历史和文化；二是立足城市现实，了解城市在当前的发展和转变过程当中，有哪些实际的存量和底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三是统筹谋划城市未来，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的下一步发展打造更富吸引力、竞争力的远景和蓝图。
我们要把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真正提高城市建设运行和治理水平。
首先，旧城改造是系统性的问题。城市是生命有机体，城市的更新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城市建设、管理和治理等不同环节，统筹城市的空间形态，让大家在城市中既有高效率生产，又有惬意的生活，还能有好的生命体验。同时，统筹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把历史、文化和现实深度融合起来化，不要等到把历史和文化的元素都搞掉之后，回头再来找历史。
第二，城市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必须强调协同治理，它不是过去的政府单方面工作，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力量共同参与，需要大家协商对话，一起找到利益共同点，找到最大公约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更新改造必须让各个部门发挥合力，开辟更多参与通道，让大家有序参与，一起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第三，城市是由人组成的，更新改造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怎么将更好的空间留给人民，将优质的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尤其通过更新改造来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让交通少一点拥堵，让社区多一点绿地，让居民停车难题得到缓解，让各种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都能有更好的解决之道，这才是进步和发展的目标所在，也是最终评价城市更新改造做得好不好的基本依据。
周鸣浩：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其实包含在城市更新的体系和框架之内，标志着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已经全面进入存量更新的新发展阶段。
我们推动的新一轮城市更新，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更新不是一回事。旧改模式主要是大拆大建，还是房地产的思维模式，呈现出高投入、高杠杆、高周转、高回报的城市发展逻辑。新一轮城市更新是更长远地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价值的更新逻辑，也就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
对于“城中村”改造，不能是简单的拆除，而是“留、改、拆、生”并举，以保留利用为主，综合整治和适度改造更新相结合。同时，通过进一步的摸底、体检、甄别，知道城中村现在面临哪些安全隐患，哪些功能短板，然后通过城市更新去补足它，是要把原生的社会结构保留下来，而不是将这个城市空间变成高档社区。
对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更新改造，要推动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一方面保留历史的空间、历史的价值，同时通过适度改造形成新空间、新功能、新生活。我们不仅要保护单栋的历史建筑，更重要的是保护城市的肌理和文脉。因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是层叠关系，时间和空间会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不断复写、不断层叠的过程，这才是我们保护的重点，而不是在忽视城市整体积淀的情况下去单独地保护一栋一栋历史建筑。
■ 精细化治理的核心标尺
把人民置于各项工作的中心
长江日报：以上海为例，上海的精细化治理有哪些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地方？
韩志明：就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主题来说，上海从2018年开始制定“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又出台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在探索超大规模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道路上，积累了很多优秀的经验。
首先，城市管理者要有统一认识，认识到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城市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探索新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的新路径和新方法，把精细化治理当作探索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系统谋划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方案，建构和落实精细化治理的思维和方法。
其次，城市治理要有法可依，解决具体问题离不开必要的立法，比如解决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问题，解决高空抛物问题，甚至在小区里养狗的问题。不管是出台法律也好，还是订立居民公约，都是建章立制的过程，都是法制化的过程，都需要不断填补法制空白，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最终提高用法治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精细化治理内涵了多元参与的要求，也蕴含了协同治理的规范，超大规模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一定是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过程。从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经验来看，最核心的是怎么把人民置于各项工作的中心，把老百姓的热情调动起来，让他们关心城市命运，参与城市治理，为城市发展和进步献智献策，贡献力量。
如今，精细化治理正好处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落实精细化治理必须要把信息技术引入进来，在城市治理的舞台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海在近年来利用“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在城市智能化治理和精细化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凸显了技术的威力和潜能，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应该是当前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改革和创新需要积极探索的方向。
精细化治理可能永远在路上，而不是一天做得到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不断试错、不断学习、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精细化治理最终还需要社会养成细致和认真的文化，久久为功，坚持下去，全社会都有共同的意识。
周鸣浩：上海做得比较好的是强化区域协同，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超大城市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进行支撑，重要区域协同治理，是未来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工作的新重点。
像上海和武汉这样层级的城市，必须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性，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走向网络化，既解决城市内部的发展问题，又解决外部区域的战略问题。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生态环保、应急响应、城管执法都是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为主体，建立了跨域的协同工作机制、信息平台的一体化建设、法规标准的一体化建设等。
武汉也正在进行都市圈建设，作为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未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如何发挥更重要作用？我想可能要跳出武汉来看武汉的城市治理。
上海从2018年开始至今，已经推动了两轮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在2021年颁布了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十四五”规划，我们研究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武汉超大城市治理的紧迫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上海经验。
第一，聚焦“四梁八柱”的建构。城市治理领域的大量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超大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建构上，一定要有总体方案，这样才能为人民城市建设打造坚韧的“绣花针”，回应和实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上海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4个1”，要建立一个精细化治理的总体架构，要践行一批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要搭建一个综合治理的平台网络，要建立一个精细化治理的健康标准。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不断发展、优化、自我调整的漫长过程，顶层设计变得非常的重要。
第二，聚焦民心民乐。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是取代城市管理各部门自身的条线工作，它主要关注两件事情，一是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产生的各种综合性工作。二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琐碎细小、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比如上海花了大力气去做的人行天桥无障碍工作、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等。过去我们都觉得是小事，但是一旦出问题，就是关系到人民财产甚至生命的大问题，比如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家庭悲剧。一件事应不应该纳入精细化治理的范畴，标准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于它是否是民生的痛点，是否跟老百姓的幸福度和满意度相关。上海的精细化治理特别重视民生工程，这是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经验。
第三，聚焦深耕细作。跟大手笔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比较，我们的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工作缺乏明显的业绩政绩展现，显得枯燥平淡。就像农民种地，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事情，城市精细化治理要强调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精神和态度。深耕细作不仅是科学管理城市的必要过程，也是城市的主政者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