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子影
张子影：知名编剧、军旅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理事。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出版军事题材小说集《女兵一号》、中篇报告文学《极限飞行》、长篇传记文学《洪学智》，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戏剧节金奖、巴金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
引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次正式公开亮相是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1949年10月1日，北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将近30万各族群众汇集天安门广场，透过头顶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开国阅兵式。阅兵式的高潮是：当地面的炮阵分队和汽车坦克分队经过主席台时，天空中同时出现了飞机方阵，人民空军数十架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稍稍了解一些空军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在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受阅飞行是由谁组织的？受阅飞行人员和受阅飞机从何而来？
穿过尘封的历史硝烟，当年的一切，渐次清晰……
■ 一
照亮春天的第一缕光辉来自一间窑洞。
1949年3月8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窑洞里的油灯之光亮到深夜，与灯光一样热烈的，还有涌动在人们心头的阵阵热情。这个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齐，由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作情况汇报。
常乾坤向中央领导们详细介绍了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在此前的1946年3月1日，在吉林省通化市正式成立了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配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主席又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一些种子。”毛主席点着了烟接着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
大家都笑起来，屋外还有寒意，但窑洞里春意盎然。
1949年3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航空局暂编64人。
这是在空军未成立前，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
历史这只巨轮，有着它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有时轨迹的改变，只因一个细节的作用。
那一天是1949年的5月。
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3月24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党的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同志亲临会场作报告。代表们当然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给敬爱的领袖的发言回报了阵阵青春般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一天，上午过后，北平南苑机场，轰隆隆的巨大爆炸声轰响起来，火光冲天，硝烟遍地，弹片横飞。负责北平军务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很快查明，国民党空军共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短时间内投下重磅炸弹30颗，这次轰炸共毁伤飞机4架，倒塌民房196间，死伤24人，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数量和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傍晚，一辆吉普车在夜色里悄无声息地驶进中南海。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走进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站在窗前的周恩来转过身来，神情严肃地说：敌人太猖狂了，敌人的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威胁。在目前大批空军部队尚未组建之前，必须迅速成立一支航空兵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问题，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迅速组织起来，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周恩来在这不长的一段话里，用了“抓紧时间”“迅速”两个词，常乾坤心里十分明白，他深深地了解，加快建立人民军队的空中力量，已经是迫在眉睫。
那天黄昏。常乾坤局长从周副主席办公处直接回到航空局，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考虑人选的时候，邢海帆的名字进入航空局领导们的视野。
■ 二
邢海帆，原名邢文卓。1937年他高中毕业那年，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航空救国思想深入人心，血气方刚的邢海帆投笔从戎，进入位于云南的空军笕桥航校第十二期。后赴美留学深造，学习当时最新型的战斗机。回国后，他被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20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在我地下党人士的引导和影响下，邢海帆于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空军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后，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与他同时调往北平的还有7名飞行员，个顶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飞行尖子。
与此同时，40名同样优选的地勤人员也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往北平……5月，东北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又补充了6名学员到北平。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了。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6月15日，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上，代表们做出了决议：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
党中央决定开国大典要举行受阅飞行。空中受阅飞行由飞行中队来承担这项任务。听到这个消息，飞行中队全体人员又高兴又激动，但是兴奋之余，人人都开始忐忑不安。依照什么规格？遵循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
■ 三
《阅兵典礼方案》程序中的第四条是这样说的：
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算上标点符号，这段命令也才有40个字。
但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一条指令，围绕着它展开的，堪称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此时离开国大典的时间不足三个月了。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仅仅三个月的准备时间还是太短太短了。飞行中队在参加受阅飞行的同时，还要做好保卫北平的工作，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首先：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性能各异、速度不同，就是同一类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速度快的，可以达到慢速度的两倍以上。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第二个问题：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可是，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有地面队列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空中联络？飞行员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第四个问题，高度多少？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在接受检阅时，怎么能让观礼的中央领导们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的飞机？不能太高，高了看不清，不能太低，太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那么，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
……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接受了参加受阅飞行的任务，飞行中队人人都很激动，大家踊跃地报名，人人都渴望自己能被选中参加。但是，飞机有限，加上还在执行地面任务，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选上。当时我们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民党的军队起义过来的，他们年轻，技术好。经过一番考量，入选的人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起义人员。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就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林虎、孟琎、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同志，则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选派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党组织一声号令，这些共产党员就按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适时驾机或者从地面历经艰险归队。
刘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党的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驾机起义过来的。王延洲和邓仲卿两个人情况比较特殊。王延洲是1946年4月20日驾驶国民党空军L-5型飞机迷航，在解放区河北清河县内被解放区民兵抓获。当时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二人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常乾坤作为具体负责的领导，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前面的几个问题，可以通过训练和指导逐步解决，但飞行高度的问题十分专业，以什么标准来做衡量呢？毕竟组织开国阅兵，从当时的军委领导到航空局，谁也没有经验，当时支持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举行过红场阅兵。如何能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机会来了。
8月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着方槐和安志敏处长来到聂荣臻代总长的办公室，将航空局拟出的受阅飞行的初步方案，向聂代总长做汇报。在座的还有一位苏联空军将军，汇报完工作后，聂代总长还特地交代：你们几个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烤鸭上桌了，外焦内嫩的金黄烤鸭，是中国菜品中独树一帜的极品，苏联将军兴致勃勃，席间气氛融洽。这时方槐处长凑到代总长跟前，说：“聂代总长，我有个问题要请示：飞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确定？”聂代总长边吃饭边指着苏联空军中将说：“这个问题你请示他！”
兴致勃勃中的苏联空军中将马上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动机在飞行中停止工作，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这顿烤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为保证受阅飞行编队能在短时间内承担检阅飞行任务，从9月2日开始，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可不久就出了一个岔子。
■ 四
进入9月了。这一天，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在河北霸县的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一股浓烟涌进了座舱，不好，飞机发动机故障——徐兆文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幸运的徐兆文跳伞成功。但是落地后的他却站不起来了。
原来，徐兆文落在了一片庄稼地里——这是9月，丰收中的秋天，农民们刚刚收割了高粱，地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高粱茬子，这些高粱茬子一根一根地像刀口一般立着。徐兆文跳伞后靴子掉了，从高空落下，等于是只穿着袜子直接着地。
他从降落伞里挣脱出来一看，吓了一跳，周围一圈老百姓，握着镰刀扁担，个个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霸县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坠落，还落下一个飞行员，以为是国民党的特务，呼啦一下围了上去。误会很快解除，得知是自己部队上的飞行员受伤了，纯朴的老百姓们很激动，七手八脚地把他接到村里炕头上，还送来水、鸡蛋、烧饼等食物。老百姓热情，徐兆文心里可是着急，他知道领导和同志们肯定都在焦急地寻找他。老乡们专门找来马车，把徐兆文送回了部队。
徐中队长养伤，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整，常乾坤再一次想到了邢海帆。于是，由邢海帆代理飞行中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3分队长，则由赵大海接替。
徐兆文的脚绑上绷带，但他人却没被绑住，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就拐着伤脚到飞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开国大典那天，他负责南苑机场塔台指挥，保证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通信指挥畅通。做为一名飞行人员，终于亲身参与到了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
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3日上午，常乾坤局长和华北航空处的领导同志进入天安门城楼，组织和检查空中受阅梯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全程飞行预演。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作实地检阅航线的试验飞行，对地标有了清楚的了解，胜利地完成预演。
聂代总长听到预演汇报说：“很好！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再做点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参加受阅编队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确定下来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编队的飞机有5种类型17架。这几乎是飞行中队全部的家底了。
方案提交到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仔细地看了计划图之后，又提出了新的意见：“我们的这个飞机还显得少了。”这个问题让常乾坤为难了，飞机太少，在天上飞行，“呼啦”一下子就全看不见了。的确，当时我们的飞机实在是太少了，还留下一小部分在地面执行战备任务，那是不能再挪动的。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周恩来同志果真是智慧超人，他对着编队图说，你看啊，我们这些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是否可以在通过天安门后，立刻转回去接在教练机的后面再飞一遍，再一次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大喜过望，熟悉飞行训练的他明白，这种方案是可行的。
这一回常乾坤又是一路小跑着回到航空局，他马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让大家讨论，大家听了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一下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只有空中总领队邢海帆不吱声，他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
邢海帆既懂飞行，又懂领航，飞行技术又好又全面，在飞行中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邢海帆不说话，常乾坤说话了：“邢中队长有什么意见呢？”
邢海帆说话了，“机种复杂，飞机又破又旧，速度又不同，飞行员们彼此不熟悉，他们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我这个总领队心里实在没底，为了能够保持好空中编队，我们能不能在天安门上空试飞一下？”
这回轮到常乾坤不吱声了。之前的空中训练都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的。现在要将一大批飞机调到北平上空飞行，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常乾坤不能马上答复，他必须再向上级请示。
此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局势还不稳定。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时，也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安民告示告知。如果是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小事。周恩来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的回答就两个字：
“可以。”
9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突然，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传来了。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始交头接耳，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来空袭了。
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代表们：“大家不要紧张，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训练，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
话音刚落，掌声四起。
■ 五
还有两天就是受阅飞行了。
南苑机场设置了等级战备，所有参阅飞机再一次检查后全部被封闭，专门请苏联专家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飞行员们只在地面做飞行训练准备。
这个晚上，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驾驶“蚊”式轰炸机的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得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
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肩负受阅飞行和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所谓带弹受阅飞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飞行这样的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弹通常是分离的。
阎磊和赵大海驾驶的P-51战斗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机载武器为6挺白朗宁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携带子弹1800发，另外还可以外挂若干枚炸弹。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四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阎磊是大连人，他的三哥阎雷原来也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教官。1941年，他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延时炸弹，在一次试飞时以身殉国。阎磊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了内战，阎磊对国民党失望达到了顶点。每晚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一天，他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信是堂姐写来的，他们多年没见面，但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承荫弟（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再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接到堂姐的信阎磊不再犹豫，决定投奔新的生活。1949年1月14日清晨，阎磊奉命去徐州一带侦察，趁着大雾，他驾机起义，来到解放区。
接到带弹飞行任务的阎磊，心里有万千感动，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一个字也不能说，因为这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事情。直到几十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们，既要完成开国大典的阅兵飞行，又要时刻防范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受阅前，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并在誓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 六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10月1日，早上5时，飞行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其他飞机也在机场值班待命。
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广播喇叭里传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受阅飞行人员激动万分，泪流满面。一瞬间，许多以往惨烈的战斗场面浮现在眼前，面对即将受阅的光荣任务，大家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下午4时，广场上的阅兵开始。南苑机场上，17架飞机也按预定计划开始动作。各型飞机的速度不是不一致吗？那就让小速度的教练机和运输机分队先起飞，P-51和“蚊”式飞机殿后，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相继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集结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邢海帆的统一号令下，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3000英尺、2500英尺、2000英尺、1500英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此刻，蔚蓝的天空略有一点碎积云，能见度尚好。看见天安门广场了，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徐徐飘扬，地面上，潮水般的红旗海洋里万头攒动，人们雀跃欢呼，军车、坦克、炮车，铁流滚滚，浩浩荡荡，震撼着千年古都。
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看见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飞过来了，广场上30万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群情激奋，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看！”周恩来总理用左手指着空中3架运输机中的头一架对毛主席说：“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毛主席点头向空中招手。
国民党空军率先起义的刘善本作为受阅空中运输机梯队的领队，在空中聚精会神地驾驶着C-46运输机。他既要与前面的“蚊”式飞机保持衔接距离，又要照顾自己分队3架运输机组成的“品”字队形，不敢有半点松懈。
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轰炸机编队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随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时，方槐等发挥小速度飞机速度小、高度低的特性，按预先操练好的动作，全队一起推、拉机头各三次，代表还未正式成立的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
受阅的第1、2、3分队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飞行员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
观众不知道的是，当P-51机群第2次刚刚通过天安门时，果然有一架飞机突然发生事故：第2分队右僚机飞行员谭汉洲通过电台报告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指挥员闻讯的那一刻真是心中一激灵，立即指示飞行员脱离机群，单机转弯脱离编队，平安在南苑机场着陆，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问题。
2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即升高到12000英尺，在北京东南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担任警戒任务，另两架通讯、教练机分别在城区上空摄影和散发传单。其余飞机依次返场到南苑机场着陆。
■ 七
17架拼凑起来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在今天我们看来，难免产生些许羞涩、寒酸，但在共和国诞生那天来说，确实是一种骄傲，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许多年后，当年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林虎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样一个靠陆军打出来的国家，为什么开国大典时要组织受阅飞行？一个是对敌人的威慑，一个是对人民的鼓舞。”
开国大典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宴，受阅飞行员代表有幸出席宴会并直接听到领导同志的讲话。宴会上，阅兵式副总指挥杨成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朱德总司令笑容满面，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从今天起，我是陆海空三军真正的总司令了。”
此时窗外夜色笼罩，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