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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楚天舒。 陈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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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如月——江城。 许重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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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雨后。 毛宗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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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江而居。 兰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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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边。 陈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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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游园。 涂咏红 |
□ 胡莺
“武汉美术作品展”是由武汉市文联组织推出的年度品牌展览项目，自2006年创设，至今已持续举办了17届。在这17年间，该项目一方面与新世纪以来武汉艺术生态多元化形成时期同频；同时，依托于省、市级美术馆等专业展示传播平台的纷纷建立，亦与本地美术展览迅速发展的阶段共振。从这一层面来说，此年度展的实施，不仅是对武汉美术创作成果的持续展示与推动，而且见证了区域艺术创作、美术展览和艺术生态的变化，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份视觉档案。“江城新辉——第十七届武汉美术作品展”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指导，武汉市文联、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武汉市美术家协会、武汉美术馆、武汉画院联合承办，于2023年8月24日至9月22日在武汉美术馆（汉口馆）展出，呈现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等作品共120件。展览整体延续了对地域美术和城市文化的梳理这一线索，从组织实施到参展艺术家的构成，从作品的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主要围绕在地性、时代性与创新性展开叙事。
一、在地性与城市文化建构
作为建构城市文化品牌的一种方式，“江城新辉”展览首先体现出“在地性”。“在地性”一开始在当代艺术中指代现场性；后演变为更广泛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思考强调地方特性，以及地方知识与文化建构在时代中的重要意义。本次展览组织实施方，集合了武汉市重要的文化艺术机构；参展作者，亦是基本涵盖了武汉不同画种、不同代际的艺术家。同时，作品的题材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较为直观地表现城市面貌和区域特色，利用“在地性”的元素，呈现展览之外的城市文化缩影，将其融汇于生活中，存留于图像间。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此交汇，形成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依江而居、伴水而生的长江文化与江城风貌，自然地在艺术家笔下娓娓道来。樊枫《写意江城》，延续了其“都市水墨”的风格，以在汉口高楼俯瞰的视角观察，于写意的黑白墨色中表现江城之美和都市之景。朱晓果油画《江城夜景》，近景是夜游江滩的人群，与之相对的远景是城市建筑群，隔江相望又纽带相联，在互补色调和写意笔触中显现江城景观。毛宗泽《滨江雨后》，是晚上在“知音号”经过汉口江滩滨江码头时的惊鸿一瞥，人与色彩斑斓的高楼在氤氲的水墨中相互映衬。陈军生《极目楚天舒》试图以全景式的视角勾勒武汉的发展；兰晟《依江而居》、许重阳《如花如月——江城》，则以截面式的片段展现江城一角。
武汉有众多的人文景观，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记忆。陈波《东湖边》将老照片的历史感与人物略显狭长的形体统一在意象化的蓝灰色环境中，故事性与绘画性同在；杨楠《东湖情·葳蕤生香》则写实而唯美。两者均以置身于东湖间的“人”为画面主体，人与景融为一体，和谐共生。严好好《梦绘江城·笃行致远》以重彩表现四位青年学子在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拍摄毕业合影的瞬间；张炼《珞珈·仲秋》用大量粉紫的色调映衬古朴典雅的建筑，使之与山势、树林相互掩映，层次分明。亦有表现武汉老街旧巷的作品。藏在汉口老城深处的大董家巷，曾是汉口的政治、经济中心，聚集了很多历史建筑。彭苑《城市记忆·武汉董家巷》将老建筑、人和生活百态，编织在纵横交错的时空经纬中，成为城市的记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由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以及与其毗邻的唐生智公馆、怡和洋行公寓三座老建筑组成。白慈《老街新辉》描绘的正是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前面改造后的街道及穿行其间的外卖小哥——老街新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樊旋宇《旧巷》、戴湘文《世纪遗痕之老街NO.2》，一为照片式呈现旧巷中的日常一景，一为以装饰块面和线条刻痕表现建筑和街道。
另有表现新时代交通、工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品。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作为联结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促进中国东、中、西部互动的桥梁纽带功能日益显现。方正《武汉光谷火车站》、徐文涛《轻舟已过万重山》、袁诚《筑桥圆梦》等作品，在表现主题上，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表述，而是从新的角度切入，各有特点。《武汉光谷火车站》是方正由工笔人物画转向对建筑物象的描绘，不仅是题材的转换，而且是作者对传统绘画技法新的探索和尝试。精细的线条结合透视、平面构成等，突出火车站建筑的形式感和现代气息。《轻舟已过万重山》，蜿蜒纵横的铁路通过不同的图像片段与轻快的手法呈现，以多样的视角绘就流动的中国和生机勃勃的发展。《筑桥圆梦》将城市道桥建设作为联通历史与现实的表现载体，从物象之桥到筑梦之桥，引申出关于“桥”的更多关联性意义。武汉是新中国工业重镇，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长江大桥等重要的建设项目都在这里。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武汉涌现出了工人版画创作群体并产生持续影响，是中国工业版画的发源地之一。宋佳林《工业时装》、林义德《港口之三》、梁军《钢筋铁骨》等均是以版画表现工业建设与工业生活的作品。
二、关注现实与写像时代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是20世纪30年代，随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变奏、复兴与繁盛。现实主义在艺术表现上，以追求写实手法为主要特点，真实地描绘大自然和反映现实生活，折射出对现实议题的关注与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因此，其在当下的主题性创作中呈现主流之势。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主题性创作”涵盖了20世纪以来所有表现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题材的艺术创作现象，一般为围绕重大题材、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这类创作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相关部门的组织与引导；另一方面，是出于艺术“为时代画像”的社会功能。
关注现实与写像时代是本届展览的一个基调，其中，有围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主题创作的倾向，也有对社会现实和民生万象的描摹。李皓《新农村》以年画鲜亮的色彩和繁密细致的工笔表现，将老宅与几代人物、传统农具和空调等现代家电并置，构图饱满，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相融，显现出新农村的生活气息。周志远、吴仕强、王达强《乡村振兴新气象》、曾静《走进乡村 收获满满》，分别通过写景——整齐的农田屋舍和写物——丰收的果实，来表现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和成果。柳秀林《看戏》是村民在湖北黄梅戏小镇露天看戏的场景与精神面貌的生动特写。黄梅戏进农村，美丽乡村已逐渐深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章于《南》以寓意丰收富足的南瓜为主体，用清新悦目的果蔬画联想其背后的市井生活和乡村风情……这些作品有对生态宜居乡村的如画描摹，也有对物质富足、精神充实美好生活的艺术捕捉，是美丽乡村与美好生活的一个表征。另有与生态建设相关的作品，如张梦思《青山绿水风光无限》、汪继红《湿地新生》等。
在特定的主题创作外，另有一类以微观的方式关注现实的创作。这类题材的“真实”，往往蕴含于社会群像、个体肖像写照，以及日常生活场景中，构成了一帧帧时代画像。韦伶《玉兰花开》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和细腻写实的笔触刻画了7位女战士的柔美，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部队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多姿多彩的生活。李芳《夏有凉风·美好生活》以版画表现夏日市民在广场看戏、纳凉的场景。邵晓燕《马拉松一角》抽象的表现、红色调的渲染、疏密有致构图中的密集人群，让人感受到武汉马拉松热烈的氛围。李洁媛笔下忙碌而有烟火气的《集市一隅》，以及郝孝飞《建筑工》，韩青渝《中国武警》，李芊融、罗祖毅、胡雪珂《蓝焰闪耀时》等，是分别对建筑工人、武警、消防员等特定人物的描绘。刘昕《那些花儿》，独自坐在窗前的少女，和一束放在角落里的“依然忧伤而温暖地开着”的野花，或许是生活中纵多流逝的片段和时光的碰撞，最终定格在画面里。
三、守正创新与当代审美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有着哲学内涵和社会学、经济学概念，亦涵盖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在文艺创新领域，宏观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如艺术作品的表现、技法或展陈形式等，一切有意义的创新，最终源于“守正之道”。
对传统经典的延续与创新，在展览不同种类的作品中均有体现。魏金修《玉米小鸟图》工写兼容，有浓墨渲染的黑土地，有寓意丰收的金黄的玉米和传递收获喜悦的小鸟。题跋传达出画外之意的愿景和展望：“春华秋实之后并不是生命的终止，来年的灿烂和辉煌还等待着我们去创造。”李乃蔚水墨人物画《六君子造像》，用大写意的手法，表达古代文人雅士休闲雅致的生活状态与洒脱出世。这里的“六君子”并不是指具体的六个人，而是一种精神的指称。他们也许是《礼记·礼运》载“未有不谨于礼者”的六君子，也许是宋“苏门六君子”，或许还有“戊戌六君子”维新志士的革命精神，以及元倪瓒《六君子图》“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的象征意义。同为人物画，王斌《江城有此乐》非常具有特点。以传统人物画的样式来描绘江城人民的现代生活，画面中心是一张棋牌桌和娱乐的人，围观的有市井文人、仕女小童，有人在夸张地吃面、有人端碗、执扇，形态各异，生动有趣，百姓快乐休闲安居的生活跃然纸上。古典与当下的置换与融合，产生了奇妙的时空对话。
以象征性表示某种吉祥寓意或文化隐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人文现象。松、鹿、鹤等是传统中国绘画中常见的题材，对应有不同的寓意。沈伟《松色浩然》，何冲《林深时见鹿》，刘芳琳《鹤隐竹林》，段岩、张婷《鹿鸣之音》等，沿用了这些题材，但因表现技法、制作方法等的变化，传达出当代审美意趣。另有花鸟翎毛一类作品，或托物言志，如黄毅志《红红的日子》；或重新造境，如吴玉屏《江城花庭小憩》、赵思源《昨夜闲潭梦落花》等，赋予了新的物象意义。李明燃《生命·蝶》则选取蝶作为元素，结合“黄鹤”作为主要元素来进行创作，以立体的雕塑呈现，传达“人们永远享有健康和幸福”的祈愿。
吴博《簇簇冷萃清味》则是以“物”凸显特色。运用中国画清雅的小写，表现藕、荷、莲蓬、鱼、蟹等水鲜特产，以及菜薹等各种瓜果蔬菜，这些不同的时令之物与江城人们的饮食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画面由22个方格组成，每一方格内是一类物象，均可独立成小品画，既独立又整体。鲁文静《抚今怀昔》是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将平面绘画以装置形式来呈现的作品。水壶、茶杯、烛台等生活用品，农具、儿时的玩具、留声机等，诉说今天与往昔的时光、社会时代的变迁。从水彩到综合材料的运用，从具体的物象到抽象的表达，陈勇劲的《虹》由线条、几何形、平涂的色块呈现，“虹”的符号，似乎在诉说着无主题的主题，许是近年来作者对自我表达的创新与探索。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字记载之外，亦需要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与之互动。图像与历史、传统与当代、城市与文化、特色与时代，成为当下地域美术展览研究和创作中经常探讨的问题，也体现了此类展览逐渐走向深度思考的一个过程；而这些问题的呈现，也给我们带来相关反思。首先，城市文化的建构，包含了物质、行为与精神三个层面。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是城市的记忆并体现着其文化的价值。传播与建构城市文化，离不开对城市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挖掘与重塑，以及个体对城市的归属和文化认同。其次，观照现实并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呈现，而是既尊重生活逻辑，又遵守艺术规律，不仅能够传达时代精神，而且能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态度。同时，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推动审美及观念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持续发展和演变的艺术史中，审美不断变化、观念不断更新、技术不断冲击，但只要本质不变，艺术总能找到新的方式延续生命。其间，历史的“遗迹”和传统并不代表艺术已经过时，也不意味着其走到了终点，它恰恰是一种“新”的开端。在本届展览构成的视觉图景中，以“在地性”参与城市文化建构，通过观照现实为时代画像，在守正创新中体现当代审美价值，于城市文化与时代主题的交融中，映射出“江城新辉”。最后，如同我们在相应的时代谈论艺术创新时，会期待着它以何种方式进行蜕变和转化般，也同样期待“武汉美术作品展”，以“江城新辉”为一个新的起点，继续从容地走向崭新的未来。
（作者系湖北美术馆副馆长，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