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世界范围内一种独特现象，它的发展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理论成果也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色彩。海外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也特别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分析，试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鲜明特色。总体来看，海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必然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种诞生于国外的思想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但要想在中国被广泛地理解并接受，就必须要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海外学者普遍认同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充分利用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理论向实践效能的转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它的具体应用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如施拉姆等海外学者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性，同时也重新确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立性。
■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存在“共鸣”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海外学者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鸣”。一方面，在哲学思维方面，部分海外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等方面出发分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美国学者斯塔尔认为：“马克思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历史学家魏斐德提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思想就是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目标方面，部分海外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大同”等传统理想出发分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在谈到毛泽东对于中国发展的愿景时，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马列主义是这一愿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这并不排除它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传统思想和行为习惯相一致的可能性。”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时，新加坡学者黄朝翰认为：“‘小康’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概念，植根于儒家哲学中。‘小康’来源于《礼记》一书，代表着以‘天下为公’为特征的‘大同’理想社会，在‘小康’社会中每个人都享受着小康标准的幸福生活。”在谈到“中国梦”时，海外学者普遍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如俄罗斯学者列奥纳德·贝列罗莫夫认为：“从‘小康’到‘大同’，中国当代的决策者们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治国理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奋斗目标——中国梦。”
■ 中华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中，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属性，另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载体，这样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海外学者认同。美国学者施拉姆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也指出：“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学者史华慈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图书馆”。
海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闪光之处，这对于国际社会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思维习惯、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影响，海外学者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误解、曲解。如部分海外学者片面夸大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部分海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因错误地归因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优越感；也有部分海外学者没有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区分，甚至以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因素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海外传播，逐步引导海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认知。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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