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现代性价值的鸿篇巨制

    □ 叶立文

    《北流》问世不久，但从学界和读者的反映来看，这部作品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一个文学事件。围绕《北流》，当代文学的很多话题都可以得到深入拓展，比如最近很热门的新南方写作，还有相对传统的女性写作和先锋文学等话题，几乎都能从这部作品中找到文本依据。我想批评家无疑会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它足够宽广和丰厚。意义空间的无限延展和文体革命的炫目繁复足以证明《北流》是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的一部现象级作品。

    接下来，我想试着从整体上概括一下这部以碎片化书写见长的作品。很抱歉，我不得不使用“百科全书”这个俗套的说法，还有“史诗”一类让人头疼的语汇。但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百科全书”是小说诗学意义上的，而非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后者大家都很熟悉，所谓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是一种基于反映论的判断。我们常说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大多能够全景式地反映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等，它体量巨大、无所不包。但小说诗学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指的却是在一部作品里，能够容纳当代小说很多重要的诗学命题，它取决于一个作家的思想视野和艺术经验，未必会在内容上包罗万象，然而蕴藉其中的写作命题，却能沟通小说史的过去与现在，也能启示当代小说的趋势与可能。在我看来，《北流》作为一部小说诗学意义上的“百科全书”，至少包含了当代小说这些年来一直书写的几个核心命题：其一是语言哲学问题；其二是中国小说的博物学传统，和与之相关的原小说问题；其三是当代小说的现代性陷阱问题。这三个问题并非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框架。

    首先，我想谈谈《北流》的语言哲学。

    《北流》的语言哲学视野宽广，它不仅揭示了英语、普通话和粤语内部不同方言之间的等级秩序，而且也有以方言抵抗语言权力，表达存在关怀的叙事意图。但粤语的情况又很特殊，因为经济发达的缘故，粤语在中国方言中历来地位很高，这和被污名化的一些方言完全不同，借助传播优势，粤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着洋气和现代性，而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又让粤语因其古音古义始终葆有热度。简单地说，粤语就是一种强势的方言。不过我们印象中的粤语，其实主要是香港广州一带的方言，它可能来自潮汕或者其他岭南地区，但在香港文化的浸润下，已然有别于像北流一带的粤语。从这个角度看，林白揭示了一种方言系统的复杂，粤语内部也依然存在着权力等级。这是对方言写作的一种去中心化，从方法变为目标。在这里面，作为方法的粤语当然有其反抗权力的叙事功能，但从整体上看，林白从粤语语言系统内部的突进，包括不同地域语言的并置、排列和组合，最终呈现了一个复杂的异托邦世界。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小说的本体可能就是一两个词语在时间中的奇遇。我们知道，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主要靠的是命名和分类：我们制造名词，借以指代万事万物，于是混沌变得清晰，无序形成规律，名词由此成了人类“创世”的武器；至于分类，则同样是建构秩序的有效方法。当类型划分让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后，一个完整有序、逻辑自洽的世界才得以成型。因此命名与分类实则反映了人类运用理性整合世界的意图，它便是福柯所说的“科学”。大道如此，小说也概莫能外。就像“孤独”这个词创造了马孔多一样，小说家会倾心于闯入他们精神世界的词语，凭借着天赋、经验、想象和观察，锲而不舍地追随它、描摹它，直至一条河流、一座高山和一片森林出现，那些词语终将被延展为一个小说的乌托邦或异托邦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北流》的时候，会好奇序篇里那些闻所未闻的各种名词，会问“它是什么”，一旦经历了时间，我会继续追问“那后来呢”，接下来还会有新的追问：“为什么？”虽然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最早的“它是什么”已无从知晓，但正像张大春所言：“解答并非目的，像幼儿一样满怀好奇地认识一整个世界才是目的。”这意味着词语在小说中“可以是主角，可以是配角，它甚至可以不是角色，它只需负责显现其身为第一块拼图碎片的位置”，由此便足以启动小说家“构筑一整个世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北流》里的名词，创造了小说世界。更有意味的是，《北流》还喻示了当代小说方言写作的进化，从最早表现民俗风情、地域特色的方言写作，到语言哲学层面的去中心化的方言写作，再到作为认识论的方言写作，林白通过《北流》这部作品，将当代小说的方言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概括地说，我认为《北流》的方言写作其实有三个维度，一是在修辞学意义上展现南方的人文地理和民俗风貌；二是在语言哲学层面反抗语言权力，表达存在关怀；三是从认识论维度借词语以创世，由实入虚，缔造一个疏离于北方中心主义或主流汉语写作经验的近乎奇幻的艺术世界。

    其次，《北流》还传承了中国小说至关重要的博物学传统。我感兴趣的是，小说里语言哲学和博物叙写的关系问题。林白极尽语言的描述、夸饰和象征之功能，尝试说不可说之神秘，因此她的南方书写已然逾越了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不论是粤语还是普通话，在很多地方，具象都是为了替代语言而存在。小说开篇的植物，还有“在香港”一节中出现的各种具象，无疑是语言无法穷尽的对象。从这点来看，小说里博物叙写的逻辑开端，仍是作家对语言权力的反抗。我觉得这就像是一道旋转门，它有时候会关闭人物、思想和主题这类20世纪中国小说的表达渠道，继而打开到对物的书写。事实上，在中国小说传统里，物和人起初并无高下之分，小说原本就是各种闲言碎语、饾饤见闻、八卦秘史，直至近现代以后，随着启蒙文学的兴起，小说才堕入相对单一的人学传统。而博物叙写由此也失去了独立性，所谓博物以观时，观时以树人，博物叙写成了一种塑造人物，表现社会生活广阔面的手段。相较之下，我认为《北流》的博物叙写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人学传统，它对河流、植物、山丘以及大量具象的速写、铺排和深描不吝笔墨，随时溢出情节主线，成为一种闲笔和离题。它有时候会自外于故事之外，甚至会瓦解、抵消和颠覆密实的情节发展，因此让作品呈现出结构松散的特点。而这种碎片化的写法，正契合小说的中国经验——即小说就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它隐入历史尘埃，叙写存在的细节，钩隐抉微，尽显小说之“小”。

    说到小说的“小”这个问题，我以为当代小说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开始，以女性经验为底色，才将宏大叙事的笔触缩小为对隐秘感觉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写作不仅反映了女性作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且还引领了当代小说向琐碎、细密和繁复的私人领域的回归。作为早年女性写作的代表人物，林白在《北流》里并未止步于女性话题，而是借着之前的写作动力，将这种“小写”的方式带入到了博物观时和人情世故的描摹之中，因此《北流》是林白的一次自我完成，是她将早年的个人经验播撒、弥散至不同书写领域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博物叙写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离题与闲笔，但林白写物的开端，又往往和反抗语言权力的压制有关。从逻辑上说，博物就是具象书写的一种方式，而具象书写则是反抗语言的武器。当具象涌出、语言消退之际，博物叙写也就变得和人情书写等量齐观了。因此，《北流》的博物叙写，既能反映作家因传统小说而来的中国经验，也能体现林白和权力话语抗衡的写作良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北流》对于当代小说的启示。这种启示，针对的正是当代小说的现代性陷阱问题。虽然现代性陷阱这个概念经常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内被频繁使用，但它其实也适用于当代小说。在我看来，自从新时期小说对反映论的创作观念进行扬弃以后，当代小说固然让文学暂时摆脱了作为历史奴婢的身份，但过度注重对启蒙传统的接续，却导致当代小说的书写方式一直拘囿于所谓的现代性框架内。这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人道立场和救赎模式上，而《北流》的出现，却极大地拓宽了当代小说的表现范畴，它既秉承了人学传统，也能在对人物的叙事关怀之外，接续传统小说的精神气度。我前面所谈的博物叙写即为一例。这意味着《北流》真正是一部扎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性价值的鸿篇巨制。因此我想说，《北流》重新唤起了我对当代小说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憧憬。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