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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唐朝诗人》 陈尚君 著 中华书局 |
□ 陈尚君
本书收入我从2019年初在《文史知识》所开专栏“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撰写的三十篇文章（成书时标题及顺序有所变动）。实际叙及五十余人，希望借此展开唐代诗人真实人生的画卷。
开写之初，有一节破题文字：“五万多首唐诗，近四千作者，每篇皆曾阅读校写五到十遍，每人皆穷搜文献，务知始末，名家固得了然于心，仅存单篇只句者亦未敢轻忽。朝兴夜寐，行坐餐息，萦怀挂念，何曾或忘。读其诗知其为人，识其人更参悟其诗。韩愈云：‘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恰是我今日写照。”
■ 韩愈与柳宗元“君子和而不同”
杜甫传记出版过许多种，似乎无法说清楚他为何离蜀？为何滞峡？出峡后又为何奔走荆湘？《杜甫的大历三年》一篇，承我以前数文之余说，指出杜甫出峡前与江陵幕府诸人及弟杜观有过多次联系，似乎有了双保险方出峡，但在江陵则出了许多状况，备受冷遇，只能离开，以此揭示《登岳阳楼》所谓“亲朋无一字”，确实走投无路了。
韩愈治潮州七个月，前人言之详矣，宋人斥其无气节，今人多认为他谏佛骨之浩然正气贯穿于南行及刺潮始末。我通读相关诗文，肯定韩谏佛骨之锐于进言，也赞同韩文之不善说理，以此篇为突出，更注意到他南行途上不断自我反省，抵潮诗文努力改变宪宗对自己之印象，以求脱离险境。写韩、柳友谊那篇，认为韩、柳可能初识于宣城是我以前的发明，认为二人在诸多方面见解有分歧，友谊则终生不变，从柳临终以后事与文集拜托韩愈与刘禹锡二人，可得证明。君子和而不同，在韩、柳二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 重新认识唐五代名臣
唐五代名臣诗歌，本书谈到武元衡、裴度、令狐楚、李绅、高骈诸人，且希望从各人之事功与文学结合起来谈。
今人因肯定永贞革新，对武元衡不免常加贬低，其实他是严维的弟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以他为“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之治蜀与讨叛皆努力有所作为，且为叛镇所刺杀，为政为诗都有成就。裴度是中兴名臣，诗名为政声所掩。他在平淮西后，初看一身系天下安危逾二十年，其实因人望太高，难有作为，也忌于政途险恶，避免干涉朝政。读懂他在绿野堂之享受与闲趣，更可理解他的苦闷与无奈。
令狐楚是“牛党”大佬，他与李逢吉的友谊更常被视为权奸勾结，其实二人诗文可见彼此关系之坦荡。
今人知李绅，多因《悯农二首》，其实他是新乐府最早的倡导者，《莺莺歌》如果全篇得存，歌行更足与元、白鼎足而三。他在治家或为政方面皆疾恶如仇，内心却极其柔软。
高骈晚镇扬州，史家对其保持实力而坐放黄巢渡淮北上颇多不满，中和间更与唐廷纷争，因内乱而败亡。我因读到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对《桂苑笔谈》中有关甘露寺鬼的一段隐情揭发，对他有新的认识。他是出身神策军家的诗人，在安南、天平、剑南、荆南皆著政声，唐末名臣中诗声最高。
■ 准确理解诗人，方能读懂诗歌
唐诗流传之初的唐代，就已经有许多名家名篇的八卦故事，后代更多牵强附会，不加摧陷廓清，自己也不免会陷在其间。
最重要的还是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经典极少数是作者一经发表，即获广泛认同的，如李白的《蜀道难》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大多则是在后人阅读、称赏和拟写中形成的，后人之理解与作者之本意间常存在巨大的落差。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当然会得到部分认识，但如果将全部相关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就会有更深刻地了解。比方杜甫大历三年存世诗歌很多，部分是场面上的应酬，其间甚至有肉麻的吹捧，也有一些是他有求于人写的请托诗，能真实记录他心境的还是《秋日荆南述怀》一类诗。
其次，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古人生活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他们的出身受限于不同地位的家族，他们的成长必须面对社会给以的机遇与自己的努力，仕宦则难免抗尘走俗，不仕又必须解决生计困境，各种意外的事变不可避免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辙和写作兴趣。
要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这里所云现代传记文学，特指本师朱东润先生因特别推崇英国传记文学，而从20世纪40年代倡导，以《张居正大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朱先生认为英国传记文学的特点是真实全面而生动地写出传主一生之经历和事功，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也不作刻意的掩饰和拔高。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实习生韩千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