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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 蒙泽敏 杨正勇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 以独特视角记录“中国天眼”
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能够代表我国科技发展前沿成就，是我国科技的一张“国家名片”，也是一项国之重器。对这一重大项目的文学记录无疑特别有意义，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长远价值。此前，已有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王华的《仰望苍穹》，丁佳、陈言的《天之眼》等多部作品描写和反映中国天眼的建设历程以及为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但是，贵州作家蒙泽敏、杨正勇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天眼》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这部作品区别于此前已有作品，它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视角和发现。特别是作者采用了全景式的方式来全面地反映中国天眼研发和建设的艰苦卓绝、艰难曲折的过程，为中国天眼写下了一部比较完整的、真实可信的历史。
作者进行了深入采访和细致梳理，掌握了大量的素材，综合运用了包括回忆录、演讲、采访报道、公告、电文、命令、报告、方案书、贺信等，将各种各样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汇聚在一起，用比较高明的烹饪技术，将其烹制成一道文学的大餐。
■ 以举国之力共同促成非凡壮举
《中国天眼》充分彰显了我国制度的优势。中国天眼是一个巨大的科学装置，是“人类瞭望宇宙的巨眼”。它的建设牵涉到方方面面。作者首先突出介绍了中国天眼建造之艰巨和困难。它是世界上单口径最大、灵敏度最强、建造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达到500米，能够观测到已知宇宙的边缘；同时，它又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这个科学装置的研发建设包括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电子学等几十个不同专业领域，且其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均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异常恶劣，建设难度极大，任务极其繁重艰难。但是，我们国家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让包括南仁东在内的一代科学家的梦想成真。作者反复将中国天眼和世界上美国的阿雷西博、德国的埃菲尔斯伯格等其他射电望远镜作比较，凸显中国天眼的先进性和建设的高难度，突出其诸多方面的创新创造和突破。
在此基础上，作者深入地描写了从中央到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乃至绿水村，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到贵州当地百姓，从上到下，各方各面勠力同心，筹措资金，集中优势资源，共同发力。中国天眼经过12年的选址，5年的论证立项和5年半的建设，最终高效率地建成，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以举国之力，科研工程建设人员和诸多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共同打造这一国家重器，共同促成了这项非凡的壮举，成就了一段当代科技传奇。建成后的中国天眼可以保持领先世界20—30年，其反射总面积25万平方米，光反射面板就用掉了2000多吨铝合金，圈梁、索网和6座支撑馈源舱的高塔就耗费了1万多吨钢材。
在建设中国天眼过程中，举国上下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包括普通百姓也甘愿为之作出奉献和牺牲，甘愿背井离乡搬离故土，迁走自家的祖坟，就为了成就这样一件国家大事。截至2019年底，平塘县共搬迁核心区群众1410户6633人，流转核心区土地1020.76公顷。
与此同时，中国天眼的建造又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作品生动讲述了中国天眼为大窝凼、绿水村和克度镇乃至平塘县、黔南州和贵州省这些比较贫困落后地区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哺效果。中国天眼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譬如与之相伴随的建成了天文小镇，改善了绿水村等村民的居住条件、生活设施，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天眼的建造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让人民群众从中获益，让科技成果惠及地方和各个方面。
■ 20多年研发建造中的人与事
《中国天眼》是一部全景式的报告，作者从整体上把握和书写中国天眼20多年的研发建造过程。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人和事，凸显了中国天眼是由“众人拾柴火焰高”共同造就的。其中，既有以南仁东等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的严谨求实、钻研进取、牺牲奉献，也有工程建设者们的恪尽职守、专业敬业、精益求精，还有各级干部的支持拥护和移民百姓的无私付出。同时，中国天眼的建造又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需要各方面的保障及保驾护航，需要气象观测、环境保护、地质勘探、无线电监控、治安管理、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共同齐心协力，共襄盛举。因此，作者采用了一种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全景式全视野扫描的方式，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天眼的研发建造过程，将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种种大事小情，几乎一网打尽，尽收眼底，为中国天眼留下了一份翔实的史志性的记录。这种记录无疑又具有文献价值。
《中国天眼》注重采用情节和事实来刻画人物，凸显精神，倡导祖国至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弘扬求真求实、创新创造的科学精神。其中，南仁东、聂跃平、彭勃、段宝岩等科学家始终心怀祖国，始终执着坚韧顽强，钻研进取，“一辈子，一件事，一个工程”，“南修窝凼落星辰”，为此甚至差一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仁东的口头禅是“人是要做一点事情的。”作者引用南仁东的话说，中国天眼可以正常运营30年，照此计算，每天的运营成本就达到了12万元，因此加快建成意义重大，等于为国家节约了巨额的成本。
与之相应的，那些普通的工匠、建设者，寻常的移民百姓的苦乐酸甜，也在作者的笔下饱含情感地展开。
■ 文献作品中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
这部作品还具有鲜明的科普性、科学性。作品对于中国天眼的工作原理、建设过程、施工难点以及射电望远镜天文观测的原理、如何实现中国天眼的作用等，都做了比较深入浅出的描述。譬如，中国天眼的主体建设内容包括了台址、主动反射面、馈源支撑、电子设备、测量与控制等；中国天眼“睁开眼睛”看向新世界，通过500米的球冠状主体反射面上实时形成一个300米直径的瞬时抛物面，它可以灵活地转动着自己巨型的“眼珠”，来自宇宙的秘密就能通过电磁波汇聚眼底，一览无余；等等。这些形象的描述，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天眼的重大意义，了解中国天眼作为大国重器的地位，无疑都很有帮助。
总而言之，《中国天眼》是一部具备知识性、趣味性，兼具文献性和文学性、可读性的作品，是关于中国天眼建造历程不可或缺的一份文学记录。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实习生韩千雪 整理）
【内容节选】
我国天文学长期落后，主要受制于望远镜设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对老一辈天文学家来说，拥有大口径的望远镜一直是个梦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射电天文学发展方兴未艾，接连涌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四大天文发现，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举行，中国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是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吴盛殷研究员。科学家们在大会上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功能更加强大的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信息。
听到这个提议后，时近50岁的南仁东兴奋不已：“如果中国能抓住这个时机，那么建成后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有可能领先国际几十年。”会议结束后吴盛殷刚回到国内，一向低调的南仁东第一时间主动跑去推开吴盛殷办公室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中国也建一个吧！”
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在了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SKA）身上。那是一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其技术路线是将上千个反射面天线和100万个低频天线组成一个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接收区域，接收来自宇宙的电磁波信号。
当时在国际射电天文圈里有两张活跃的中国面孔，一个是南仁东，另一个是他的师弟、后来成为FAST工程副经理的彭勃。他俩轮流飞往国外参加射电天文研讨会议，执着地想将SKA的建设引入中国。
但有一天，这两个互为支柱的人为SKA吵起来了。这条路越往前走，南仁东越觉得走不通，他开始反对在中国建SKA。“把SKA弄过来，弄死你我，都弄不成！”他跟彭勃说。
“先弄过来！弄死你我，还有后来人！”彭勃和南仁东正好相反，他外号叫“彭大将军”，是出了名的敢想敢说敢干的湖南汉子。
2020年11月25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科学家严俊老师办公室，笔者专程拜访前一天下午刚自海南文昌“嫦娥五号”发射现场风尘仆仆返京的严俊博士，面对面聆听他讲述中国天眼的励志传奇故事。
严俊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FAST工程经理，现任中国科学院探月工程总体部首席科学家、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
我们要建多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在哪建？怎么建？经过多次争论和多方论证，南仁东和彭勃的同门师兄、天文学家吴盛殷科学计算出，在中国建设一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最合适，既能超越已有设备，又现实可行。大家便统一想法，将SKA的梦想嫁接到现在的FAST身上。
在中国建设一个约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到30米哩！
于是，一群对探索终极问题最有热忱的人开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