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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 |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商业文明具有积极伟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商业一旦形成传统，既会展现优秀强大的一面，也会产生某些积习或者说习气。后者甚至对城市未来发展造成羁绊，影响城市发展。日前，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了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他表示，我们要善于发挥城市优秀传统，让其为城市发展创新服务，同时要力避各种商业积习和毛病，走好健康有底蕴的城市创新之路。
■ 对家乡提了太多意见，把家人都惹急了
曾刚曾经在武汉有过读书和任教的经历，也走过很多个地区和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他参与了许多国家战略项目和重点项目的研究与推进。
他是武汉人，对武汉的情感很深。正因为此，他对家乡建设有很多“个人期待”：比如他一方面感叹武汉江滩如此美丽大气，一方面会认为少了些文化因素和氛围的加持。他个人认为东湖上的桥多了一些，“如果能更好保护山水本色，不去打扰”，是不是会更好？他还希望武汉能成片保护一些有韵味的街区，更多保护历史古建筑……因为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会不自觉地把“最好的地方”拿来与武汉比较。
提意见多了，他亲人朋友都急，“我的许多亲戚朋友是定居在武汉的，他们说我‘你吃武汉的米、喝武汉的水长大，居然还说武汉不好’！”
在曾刚看来，他不是说武汉不好，只是希望武汉更好。武汉人爱武汉，是非常朴素自然的情感，外力很难阻挡。作为学者，他期待家乡武汉更虚心、更包容、更好学、更勤奋，把世界上好的东西都为自己所用，把自信建立在城市进步之上。“正是因为太爱武汉了，我才那么直言不讳。”
■ 即便坚守城市传统，也时刻需要创新
在曾刚看来，城市商业与城市创新，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它们的关系是共生的。商业发达，意味着交换频繁、物质丰沛，好的商业土壤也孕育诚信、涵养活力。可以说，历史上很多创新果实都诞生在商业发达的城市或国度。没有商业的滋养，很多创新会缺少创生的土壤，也难以形成社会推广的条件。
从国际上看，工业革命的爆发，就与封建制度的摧毁、商业或者说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巨大关系。这些都说明商业对于创新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当然，城市有时候跟家庭一样，积淀多了，家底厚了，会产生一些守成思想，会产生享乐主义风气，创新的步伐会慢下来，而代之以享乐主义的积习。或者说，有些阶段，不创新日子也能过得很好。”曾刚认为，我们要时刻张扬正能量的商业传统，而警惕图安逸享乐的商业习气。
但是正常的商业氛围不等于享乐主义习气。他举例说，上海外滩、上海新天地有不少餐厅、咖啡馆，消费水平挺高，“他们售卖的不再是食物和味道，而承载的是历史文化”。再比如灵隐寺附近的法云安缦酒店，住宿价格不菲，坐落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巷子里，低调静谧，“人们很愿意付费去享受的不只是一间房，而是这种禅意与文化的底蕴”。
城市，一方面要创新不断，一方面也要坚守传统；而即便在坚守中，也时刻需要创新，不能抱残守缺。这就是曾刚对于商业与创新的基本态度。
【访谈】
■ 赚快钱不等于创新，做老店不等于守旧
读+：商业发达会造成哪些不好的习气，以至于影响到城市的持续繁荣创新？
曾刚：商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常说的批发零售是狭义的商业，广义的商业就是指某个城市的商业文化，它涵盖的内容就比较多了，包括外围的软硬件条件以及支撑条件等。
你提到的商业习气，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同为市民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久了，和邻居相处久了，有些文化、习气慢慢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特色。地方商业文化将它沉淀出来，对外就形成一个平台。
所谓商业习气，主要表现为某种“以金钱为标准”，凡事以金钱多少衡量，而不是以创造物多少来衡量；在生活上，因为商业富足，生活上可能追求享受主义，而不是创新文化所需要的那种时刻不得安寝的冲动感、创造欲。当然我们说的这些，是商业文明高度发达之后的表征，或者说是商业文明的副产品。总的说来，商业文明是一种创新的文明，是与创新共生的文明文化。
商业不只意味着赚钱，创新不只意味着发明。我们不能窄化这两种文化，它们都是高度包容、内涵非常广泛的。我们希望在城市创新发展中，警惕那种“后商业文明”的积习，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
读+：同样是商业发达城市，人们面对环境、面对危机的反应截然不同，有的表现出很强烈的创新性、应变性，有的则表现为比较迟钝的安逸感。这种“地理决定论”的观察，有没有价值？
曾刚：我们可以“百年老店”为切入口，来回答这个问题。
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是战败国，有一些商业的老牌子是承担着被夺走的风险的，面对这么多麻烦，他们还是要坚持保留百年品牌，这是很难得的。
其实，一个东西在不同时代，它的适应性会受到很多方面影响的。当它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社会变化的需求时，怎么办？换个牌子吗？今天开一个百货店，明天开一个网游店吗？现在，很多商业现象是用非常直白的方式告诉消费者：我们就赚快钱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要做百年老店，就要强调品牌文化是什么——用100年让品牌焕发光彩，坚持用文化影响力对顾客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讲，快钱和久钱都是对的，一个社会里面肯定有一批赚快钱的人，但是还有一批人是赚“长久价值”的，我们要看他们之间的比例。
赚快钱不等于创新，做老店不等于守旧。赚快钱离不开创新，做老店也离不开创新。对于种种社会选择、市场行为，我们很多时候要持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也不要轻易尝试去改变、推翻某种传统和氛围，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去引导，让创新与传统参差多态地并存。只要不是躺平，商业一点或者不那么商业一点，都无伤大雅，无碍发展。
读+：全球那些卓越的城市，与商业文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曾刚：这个我觉得应分几个方面来讲。首先，一般大城市，即我们叫作中心的城市，商业是城市重要功能之一。大城市中心地位决定它必须有发达的商业服务。
从广义来看，城市有很多不同类型，譬如日本筑波科学城其实做得不错，它是世界级的科研中心，但它的商业并不发达，它离东京挺近。
德国斯图加特是奔驰公司总部所在地，科技实力雄厚，但商业也并不算非常发达；类似的还有台湾省新竹市，科技做得非常好，但是商业也不算很发达。
也就是说，不同城市类型，其商业服务规模和水平也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商业肯定是非常发达，但中小城市则与其主导功能有关，工业城市、旅游城市商业就不一定很发达。
■ 商业如果过度必定不利于创新
读+：在您看来，“商业”与“创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曾刚：我去过很多城市，也研究过很多城市。就拿香港来说，今天的香港碰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有明显的感受，就是它的过度商业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与新加坡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加坡不仅商业发达，生物科技，包括化工、机械电子都做得很好。
所以，商业与创新之间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促进或者相互冲突的关系。商业如果过度或者失控，会抑制和损害城市创新发展。过度商业化肯定是不利于创新的，包括前不久大家觉得山东的淄博烧烤比较热闹，这对创新是不是有好处？我看未必。当然有人气是好事，能够为一些事业比如旅游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商业角度来看，在特大城市，商业与创新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不要为了创新而放弃商业，也不应提倡勒紧裤带搞创新。
读+：对武汉这座城市，您有什么看法？
曾刚：武汉的创新条件是不错的，它是全球大学生之城。如果一定要说差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武汉不少人内心强烈的“大武汉”感觉。
不同的时期，大和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有关。抗战的时候当然比实力了，城市是否具备核心功能，有没有重要工厂，有没有重要政府机关，有没有重要的金融机构等，都是重要因素。
但现在要“从大变小”，要放低身段。我们要主动开放，让别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城市越大，姿态就越要低，这样反而更能让别人感觉到你是有内涵有能力的。
我就是武汉人，我十分热爱我的家乡。我在国内外的许多城市待过，离开家乡之后，更能体会家乡的特殊价值，特别是心理价值和文化价值。我期待着家乡更美好。
这些年，我感受到武汉的发展生机勃勃，不管是从交通，还是从城市的改造，包括一些重点项目的建设推进，确实声势很大。在城市的总体谋划上，我觉得还是差点什么东西，武汉是百湖之市，它的山水特色在我看来是全国最好的，应该去发掘它卓越的一面，实现、彰显它的重要价值。
这必定需要一个过程，要让大家理解什么是幸福的生活、有品位的生活，这种改变需要循序渐进，但只要起步了，离目标就会越来越近，如若不开始或者反着走的话，离目标就更远了。所以明确方位、明确方向很重要。
觉得自己足够“大”，就容易自大，而自大情绪是会压制和扼杀创新发展的。
读+：一些不那么好的习气养成，与码头文化是否有关联？
曾刚：有影响，但不绝对。长江沿岸的这么多码头，其实都拥有码头文化，但是码头文化是有不同类型的。武汉的码头文化可能跟当时武钢建设、武汉石化建设时，大批的北方人到武汉之后，在南北融合的过程中慢慢地形成武汉特色的一种文化。它和重庆、上海、南京、安庆这些同样拥有码头文化的城市气质是不一样的。
例如武汉的女人是很厉害的，在家里很能干，把家人和生活都照顾得好好的，但她也是霸气的，“我把所有家人伺候好，但你们也别对我有其他的意见”。多年前，我还在武汉坐过麻木（用于载客的电动三轮车），我和司机师傅价格谈好了是“五角钱”，后来才知道，这是麻木司机通用的话术，“五角”就是五元钱。几块钱就是几毛钱，这种说法里有一种“不差钱”“这是小钱”的意思。
在武汉，早期的码头文化里是有一些硬实力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形成了这种硬气的个性。可能从历史层面来说，这种文化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好的。比如武汉人直爽干脆，办事省时有效率。
读+：对于武汉党员干部的创新意识、创新劲头，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曾刚：一个地方的商业传统、商业文明，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地方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影响创新性、积极性。因为人是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城市文化肯定要影响到个人意识和状态。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都要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这些影响，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学习与实践进行改变的，好的强化，坏的改掉，就像每个个体本身一样。
■ 城市文明可以互鉴，城市发展应该互促
读+：您曾在《将“一江一河”建设成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最佳示范》中提到苏州河沿岸的滨水岸线改造，“西有巴黎塞纳河，东有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武汉和上海、苏州一样，都是依水而生，共建城市新格局。您认为这其中有哪些创意点是可以共享的？
曾刚：城市之间确实可以相互学习，尤其是上海和武汉，它们的共性都是开放的城市，都处于河流的交汇处，人来人往，信息交流都很频繁。这两个城市活力基础扎实，有水，有灵性，重视交流，乐于开放。
武汉也好，上海也罢，建设超大城市的条件十分优越。地理位置加上时间维度，时间与空间叠加，造就了现在的城市气质。武汉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它拥有开放性优势，科技资源、人力人才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雄厚，区域中心建设条件无与伦比。
武汉做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事情，包括武汉的交通体系，比如各路桥隧、地铁、机场等，但也有些地方让我觉得蛮遗憾的，也许是因为我对武汉具有特殊情结。
读+：从创新角度看，您对武汉有着怎样的期待？
曾刚：武汉也是一座消费城市，引领我国中部地区高端消费。同时，高端消费不完全是物质，它也可以是文化与艺术，保护文化与艺术也是营造优越商业环境的重要手段。武汉必须进一步重视开放与包容——让合作伙伴城市共同发展。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借助外部力量和资源共谋发展的重要性。武汉的朋友多了，城市内生动力就更“活”，武汉中心地位也就凸显出来了。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期间，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开通，地铁将上海、苏州两个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之间以兄弟互称，名义上不分高低，谋求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武汉也有自己的兄弟朋友圈，武鄂黄黄打造武汉都市圈核心区，孝感打造武汉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还有仙桃、天门、潜江……从之前的经济全球化到现在的区域集团化，武汉面临很好的机会，振奋商业的雄风，就一定要通过跟其他地方的合作，通过提供高端服务，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