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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可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之间既有根本性联系，也有本质性区别。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现代化探索实践基础上的继续，现代化构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叙事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不同于以往现代化探索的显著区别，其在指导思想、领导主体、实现路径、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具有根本性的革新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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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祥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世界历史的背景，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有机结合，这对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认知也是从这两个向度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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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1年9月8日摄，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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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日用百货的X815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开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2023年2月1日摄）。 新华社发 |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 王梦可
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从“中国的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转变，这一转变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变化，也不是简单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延续，而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质性突破，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意蕴和鲜明的逻辑线索，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正在生成的事物。从广义上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客观描述，侧重于在中国。从狭义上说，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自主走出的一条中国式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之间既有根本性联系，也有本质性区别。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现代化探索实践基础上的继续，现代化构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叙事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不同于以往现代化探索的显著区别，其在指导思想、领导主体、实现路径、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具有根本性的革新意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宏伟实践构成中国现代化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坐标。
■ 一条民族复兴实践道路的获得
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历来以“天下”观念来观察与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并自居为天下之中心。然而，西方异质文明的冲击使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近代中国各界仁人志士经历多番艰辛探索与激烈争论，但都因不符合中国具体的现代化语境而走向失败。“中国人民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中国人民终于找到并不断完善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历程可归结为如下几个历史阶段：求取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政治独立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历史性突破及其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从而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彰显，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把握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的结果。
■ 一种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初步生成
如果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只是单纯的“模仿”和“复制”，没有相对于现存现代化类型的创新性，不仅无法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史性成就，而且无法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经由实践所检验，既具有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类型的特别之处，也具有推动人类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普遍性意义。
在中国现代化由“的”向“式”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领导力量和社会制度形式上实现了创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预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化范式在社会制度上的全新突破。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转变，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主导逻辑和历史主体上实现了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一开始就在现代化建设的主导逻辑和历史主体上明确了人民的中心地位，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以现代化之人民性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之资本逻辑的超越。
在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和对外交往上，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殖民主义现代化道路，逐渐摸索出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从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相互动的视域中定位中国式现代化，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现代化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也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人类既有文明成果实现自身发展。
■ 一种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现代化的叙事与文明的叙事相关联，中国现代化由“的”向“式”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打破旧的文明叙事，在新的文明叙事下创造与发展一种全新文明形态的过程。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入侵带来“文明的失重感”与改变“文明蒙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存在脱离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化问题和文明问题，文化的出路问题要从社会经济现实当中去寻找，“在文化范围内争论中国文化出路和自信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正是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始终围绕文明的叙事这一轴线展开。
围绕这一轴线有两条明显的逻辑线索：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往固守旧文明窠臼的“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与文明叙事。立足于以往实践探索基础之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准则、发展目标、本土特色等作出全新回答，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塑造出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构筑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出场方式和呈现样态。
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在中国现代化由“的”向“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面”，摒弃了资本文明形态的形而上学。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尊重与接纳文明的异质性，主张各民族国家都有基于本民族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权利，与世界各民族国家携手同行现代化，从而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抽象同一性。
如果说此前中国的现代化尚不具备为人类现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开辟和推进过程，则是由先前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共享者”，更多地转变为当前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目前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热议，恰恰从侧面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宏伟实践所彰显出的世界意义和文明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现代化发展的通约性思想智慧，能够有效规避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弊病，对当前困扰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痛点问题予以有力回应。
【海外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
□ 刘文祥
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在目标取向方面具有共同性，如追求经济发展、强调社会稳定、注重民主法治等，基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会存在特殊性。海外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史华慈曾提出：“由于中国的客观情况与西方有着显著差别（例如其农业人口占极大多数），中国或许的确必须发展它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近年来迅速成为海外研究的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认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由党的性质、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共同决定的。对此，部分海外学者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号召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海外学者在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也普遍将其与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视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将实现现代化视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如布兰特利·沃马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化一种政治指导思想，通过强化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能力来保持和证明执政党的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坚持为了人民的发展理念。福鑫认为：“西方现代化虽然推动了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转变，但这种现代化最终是资本驱动的，资本（财富）几乎是一切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资本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导致了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对此，福鑫指出：“中国经过百年探索，终于找到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新型现代化。”巴西的中国问题专家保利诺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人民为导向，而不是以资本积累为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最后到人的思想变革，这生动地说明只有推动人的现代化，才能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有海外学者就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人’的教育，真正的社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处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亨廷顿特别强调，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同时，亨廷顿肯定了共产党人在保障政府权威方面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资源调动与分配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而确保了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也越来越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分析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因素时指出：“消除分裂并建立起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卡佳坦言：“由于精心规划体制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成功。”但也有海外学者对此存在误解，将中国式现代化等同于“东亚发展主义”模式。
■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西方式现代化，富裕是其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富裕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还进一步强调“共同”。有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显著区别在于强调共同富裕，这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发展不平等。”
同时，有海外学者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命运，也影响着世界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走向。”郑永年也认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对中国本身意义很大，而且对世界、对我们现在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很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发展，在汲取其经验的基础上着力避免其不足。亚历山大·奇普曼·科蒂指出，共同富裕在着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无序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弊病。
■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世界历史的背景，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有机结合，这对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认知也是从这两个向度展开。
从“中国向度”来看，海外学者普遍认同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彼得·费迪南德在谈到“中国梦”时就将其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中国梦”的“目的在于建成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富强国家，这是一个成功的、现代的中国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从“外发应激”到“内生自主”的转变，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海外学者对中国近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有海外学者就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快速增长时期——这种模式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基本摆脱了贫困。”同时，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如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表述，并将以此为指导打造国家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宏大引擎。”
从“世界向度”来看，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实现现代化的新型选择，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固有思维，向世界证明了现代化的多元化。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各国都可以有适合本国的现代化。”约翰·米勒-怀特认为，在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现代化的方式。如今，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和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向发达国家展示了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无法成功实施的理论。阿里夫·德里克也认为，中国的道路激发了人们对寻找替代方案可能性的信心。也有部分海外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各种情况下的稳定因素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由此可见，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存在合理之处，从党的领导、人民立场、政府作用、共同富裕等角度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所在，并从中国与世界两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评价。但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存在着误解和曲解，如部分海外学者没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忽视了中国内部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也有部分海外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东亚模式”的翻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只是东亚现代化的“变种”，并没有提供现代化的新方案，等等。同时，少数海外学者和政要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等伪命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叙事，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度与认可度，营造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