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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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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未来：“暴力计算”开创的奇迹》 谢耘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我们国家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态度是非常正面而积极的，我们把创新的重要性摆到了核心的，应该可以算“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我们仍有哪些民族心理意识、文化意识层面的难关和缺陷需要引起重视？如何克服前行？为此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工程序列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科普作家谢耘。
■ 比选择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
谢耘是20世纪80年代的清华学子，在清华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做过雷达信号处理以及国内第一套电视数字加解扰系统等开发。他在许多知名公司工作过，包括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联想QDI北京研发中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院、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等。自1993年参加工作后，就一直从事前沿技术产品创新工作。
从1994年到1997年，谢耘在先锋集团工作，主持中国第一套有线电视数字加解扰系统的研制与推广。随后两年，谢耘在联想集团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掌上电脑，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自主研制成功的掌上高端智能产品。在项目尚处于研制阶段时，联想掌门人柳传志带领联想集团核心管理团队去台湾访问取经，结果台湾同行对柳传志讲：你们不要自己研制了，这个太难了，我们都要依靠美国的技术支持才能做出来，你们就拿我们的产品贴牌（OEM）好了。
然而，距离那段话仅仅两个多月，谢耘和他的团队就拿出了高于台湾同行同期水平的产品样机，成为1999年中国国际计算机产品展的焦点之一。这个产品也成为联想后来智能手机的起点，成果于200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0年，谢耘开始主持设计研发国际独创的、以个人虚拟映像为基础的智能化个人信息管理与应用系统——慧影个人数字化系统。从虚拟映像的多维数学模型，到系统的架构以及产品功能设计，谢耘完成了几十万字的设计文档。
在许多时刻，谢耘总是想到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参加的一场关于理想的辩论赛。当时，他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辩论代表队的成员，辩论的题目是“理想的现实价值”，谢耘他们代表的是正方。在辩论当中，反方提出：理想总是追求完美，所以必然脱离实际，对现实没有太大意义。谢耘起身应道：“难道人类不正是在追求超越实现的理想过程中，才不断进步的吗？”
这句反问带着澎湃热血与意气风发，也承载着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多次在高校演讲，遇到最多的提问，都是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少高校的学子问他：“我的机遇在哪里？能让我发光的地方在哪里？”
他想告诉大家，选择固然是重要的，但还有比选择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脚踏实地去深耕你所在的领域。当你没有找到自己觉得更好的机遇时，那么就谦逊而踏实地前行。没有绝对好或者不好的环境，“当你选择完毕，你就要面对它，死磕它”。
这样的回答似乎穿越了时光，回到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校园时代，那是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和年轻朋友的共勉。
■ 真正的挑战，来源于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把握
很多人觉得创新这件事是高大上的，是要在重要岗位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的。谢耘认为，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直面创新，“当你要做一件未知的事，你就要确定你想要的价值在哪里，你是否有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切？”
他还记得自己刚去联想的那一年，坐在简陋的写字楼里，面前是别人淘汰的办公桌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要做的事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他当时只想着“先做，做了再说。”就是带着无问西东的一股劲，他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掌上电脑。
谢耘乐于在书中分享创新不止的故事，他撰写的《智能化未来：“暴力计算”开创的奇迹》一书中写道：创新之难的核心不在于客观环境，而在于自身的局限。如是否有勇气在孤独中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不懈地努力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他和长江日报记者聊起200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王洪军。他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一厂工长，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员工，凭借发明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获奖。他总结出边缘坑、波浪、压痕等不同缺陷的各种整修方法，并把自己掌握的整修技巧进行整理、归纳，创造出47项123种实用又简捷的轿车车身钣金整修方法——普通人一样可以拥有创新精神，在平凡的工作中有所创造，但未必人人有这样的勇气和韧劲。
他始终相信，只要人的创造力没有衰竭，我们可能就会做出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智能革命里，原动力依旧是创新，谢耘强调“创新对人的根本性挑战不在智力，而在心理”。
他在书中的结尾写道：在这个人类自由发展的智能化信息文明阶段，我们真正的挑战，来源人类自身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对人生走向的把握。它既是个体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人类整体必须面对的问题。
【访谈】
■ 不是说追赶没有意义，但不能把追赶当创新
读+：在智能革命里，原动力是创新。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您提到“创新对人的根本性挑战不在智力，而在心理”，这话该如何理解？
谢耘：所谓的创新就是要做一件没有的事情，面对不存在的事情，它到底能不能做？怎么去做？做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些都是未知的。
从事创新，你必须面对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这是对人心理的一个巨大挑战。举个例子，“算命”虽然不靠谱，但是依然成为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极少数几个“香火不断”的行当之一。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是一项极为艰巨、极为全面的挑战。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几乎都隐藏着对未知不确定性的不安甚至恐惧，因为它与人类渴求的安全感背道而驰。
可是，创新就是要面对未知。你选的方向对吗？你想做的事有意义吗？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做出来，到底做成什么样才是对的呢？没人能给你答案，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探索。
你愿不愿意走一条谁都没走过的路？而且没任何人能保证这条路是能走通的。这不是智力问题。
很多人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我只要做了足够的市场调研，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就能推断出这个事——这是不成立的。未来是没办法用现有的东西去绝对地推断出来的，你可以做一些估计，但是不像1+1=2那样，能够从逻辑上证明未来一定会怎样。
回到创新这个问题，面对未知，只有用自己的实践才能回答，事先再多的分析，再多的判断，都不一定能给你肯定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创新对人根本的挑战，首先不是智力上，而是心理上的。
读+：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科技热潮，我们该具备什么样的民族心理，既能冷静应对，又能咬定目标创新？
谢耘：说句实话，我们在创新上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我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变得非常强。如果这种心理不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去创新。
从民族心理上说，应该适度改变这种从众的心理，鼓励大家去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事情，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形成一种氛围，我们才能逐步成为一个更具创新精神的国家。
读+：您认为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是不是跟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谢耘：中华5000年历史，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但是有两个因素可能影响比较大。
第一个是近代以来的“跟随模仿”。我们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就落后了，所以一直在跟着别人后面追。我看网上很多人特别自豪地说：你看，美国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而且我们能做得更好。
仔细想想这句话，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当年苏联为人类科技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可不会说“美国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上百年的追赶，形成了这么一种心态——总是在盯着别人。盯着别人就不叫创新了。当然，不是说追赶没有意义，但不能把追赶当成创新。
所谓“跟随模仿”都会在最大程度上有着确定的方向、确定的方法，以及确定的路径和目标。跟随者需要做的就是埋头苦干地去模仿、去复制开创者已经做到的一切。这里面当然也存在某些创造性的活动，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是以模仿为导向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了无形的边界约束，创造性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甚至会遭受强烈的抑制。
另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从众心理。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我认为还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前两年我看到援助非洲的一个朋友写的纪实文学连载。在葡萄牙的阿维什家族，600年来始终遵循一个原则，男孩到了14岁完成成年礼，就要独自进入伯利兹旁边的比阿特里斯山生活一个月，能够活着出来的才有资格在长大成人后参加进一步的选拔，最终成为阿维什家族在卡宾达的族长。
600年来，很多成员进去以后就再没有从比阿特里斯山里走出来过，但阿维什家族坚信，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胜出的男孩，才能拥有成为族长的资格。
想想还是非常震撼的，这是对生死的一种不同的态度，和我们主流认知的态度不同。所以，我认为从众心理，是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关系的。
读+：您在《智能化未来：“暴力计算”开创的奇迹》一书中提到：创新之难核心不在于客观环境，而碍于自身的局限性。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更好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
谢耘：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要认真去理解一下“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想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如果你把创新仅仅当成一份工作的话，你是不会去做创新的。我觉得创新是实现人价值的一种方式。
你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到底在哪，你是否希望给社会真正创造一些东西。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的话，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劝你，最好别去做创新，因为你不会有这样的动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更加鼓励多样性。不仅宽容失败，还要宽容错误，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允许错误的存在，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看见更多不同的思想来践行创新。
读+：我们国家在创新方面的优劣势主要是什么？
谢耘：优势我们是真的有。首先，我们拥有很大的市场，而且中国也是一个具有多样需求的国家。其次，中国发展不平衡，具有发展多样性，它拥有多种丰富的场景。第三，我们培养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师，具备强大的创新储备力量。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基于传统的IT应用和人工智能有非常大的不同：传统的IT应用按照流程做事，它是讲严格逻辑的；但人工智能拥有的不仅是严格逻辑性，还有其他复杂的东西。
这个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帮助，例如我们常常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你要自己去想、去琢磨，讲究悟性。
也许在发展人工智能的领域里，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好，就可能做一些和西方不同的东西出来——当然，你不能把传统文化搞成虚无缥缈的玄学，必须和现代科学结合。
劣势方面，我想我们需要一些自发的创新而不是规划的创新。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若真想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就要给自发的创新以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不要一味地强调规划。
读+：为何人工智能革命的很多革命性创新都出现在美国？除了心理因素外，是否与制度土壤、文化土壤有关？
谢耘：我不做那种很宏大的分析，就讲两个直接的原因吧。第一，美国的社会是包容多样性的社会，只有多样性才能有创新。我们都羡慕颠覆式的创新，它一定颠覆的是现在的主流，这种创新都是主流之外的。在美国，它可以允许不同的想法，甚至看上去是错误的想法。
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美国的科技在1900年前后已经是走在世界前列了，它形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那就是“我是世界老大，应该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它是个移民国家，不一定所有美国人都这样，但确实有很多美国人是有非常强的这种意识的。
我关注许多美国的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推动的项目，他们直面真实的需求。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公布了一项新的大气水分提取（AWE）项目研究，这个项目通过为部署部队提供技术，从当地的空气中提取足够数量的饮用水保障作战人员日常需求，从而大幅减少运送水源的风险。该项目甚至能在世界极度干旱地区应用——这种项目就是典型的“面对真实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去追赶，但是若想成为人类文明的开拓者，就一定要去做创新。
■ 只要AI没有自我意识，它就不构成威胁
读+：曾经有人打比方，人类就好比金鱼，鱼缸就是我们进化水平的天花板。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受到这个天花板的制约？或者人工智能会比人类还厉害，可以实现人类无法企及的某些梦想吗？
谢耘：这里其实暗藏了两类问题，大家往往把它们混淆了。关于人工智能，大家关注的第一类问题，是“它是否能取代人”“它能不能达到人类的水平”“它可以像人类一样有自我意识吗”等；第二类问题是“它能不能超越人类”。在我的认知里，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是永远达不到人的水平的。
它有没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这件事人类自己都说不清楚，怎么能让它拥有呢？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在意识上是做不到和人类等同的，但是并不等于它在其他方面不会超越人类。比方说它下棋比我们厉害，作图也比我们厉害。甚至计算机刚一诞生时，它算算术就比我们算得快。
只要人的创造力没有衰竭，我们可能就会做出很多让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区块链，在区块链之前，没有人能想到会做出比特币这种东西来，一个银行系统放在互联网上没人管它，竟然是安全的，我们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发明比特币的中本聪是谁。
现在有个很大的误区，大家只盯着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人能做的那些事儿。实际上，信息技术应用在未来，它能做很多你可能没想到的事。这才是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于人工智能只能做人会做的，那你就是自己将自己装入一个鱼缸里了。
读+：在最近一场演讲中，《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提出：AI可以进化到无需意识就能超过人类。通过掌握语言，AI可以形成一种异种文化，它并不需要自己的感觉，它只需要能激发我们的感觉，让我们依赖它就可以控制人类。对此您怎么看？
谢耘：人类对汽车现在很依赖，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汽车可以控制人类。所以，他说的这个情况和汽车其实是一回事，只要AI没有自我意识，那么，你对它的依赖不构成它对你的控制——它对人类的控制一定是它要有自我意识。就像毒品，我不认为它能够控制人类，毒品完全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读+：赫拉利认为：政府必须立即禁止在未经安全检查的情况下，向公众领域释放更多革命性的AI工具。不是停止所有的AI研究，而是阻止向公众领域释放。同时让AI内容获得区分人类产生内容的标记。对此您又怎么看？
谢耘：我倒是比较赞同他这个想法。从原则上来讲，网上的这些资料都应该有它的来源标注，让别人知道这是谁写的。如果是AI创造出来的内容，也应该告诉我们它的来源。我认为不仅仅针对AI，对于人类也应该这样。
■ 目前看，“人与自然分离的倾向”是大趋势
读+：您曾经提出“人与自然分离的倾向”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正在发生的事实吗？人与自然分离，是一个自然现象吗？
谢耘：在农业社会，我们是依赖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到了工业社会，我们和自然对立，我们在掠夺自然；到了信息社会，我们在脱离自然……人类文明大概是走了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日益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虚拟空间里，在这里自娱自乐。这确实是一个大的趋势——至于合不合理，那是在做价值判断。但是从人类科技的发展来讲，在客观过程中确实如此，人离自然越来越远。
读+：据您观察，小孩沉迷电子游戏正是人与自然分离倾向的一个有力证据。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历史背景”，游戏瘾还该防范吗？
谢耘：在这个趋势下，怎么尽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只能这么去思考这件事。
至少在孩子中学结束之前，父母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去让他接触自然、熟悉自然、理解自然，毕竟我们不可能让肉体都钻到计算机网络里。终归来说，我们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上了大学，他已成年，有了自己的判断，那就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