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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竖写“子夜”二字为叶圣陶篆字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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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4月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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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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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子夜》。 |
□ 王卫平 曹庆慧
2023年1月，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已出版整整90年。这90年，时代的变革、历史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不变的是对《子夜》的持续接受和延传，它经历了跨世纪、跨时代、跨国界的历程，而且对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 《子夜》：跨越时空的接受与延传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在此前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发表了署名“侍”的《介绍〈子夜〉》：“本书为茅盾新作，一部三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一九三○年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国内战争交迫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为题材，支配了八十多个人物，从民族工业的衰败到劳资斗争，从现金集中上海到公债投机的狂热，从内战的猛烈到一般社会的恐慌乃至颓废享乐——一切衰颓期中的社会现象都有了深刻的描写……中国新文坛自有长篇小说以来，大多数的题材尚属知识分子的青年男女生活，这部《子夜》虽也有青年男女生活的描写，而主要题材却是广阔得多了。”这应该是对《子夜》最早的接受和评价。第一位接受者的评介往往在以后的接受链条中代代相承，并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一部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中建构起来。
《子夜》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3000部，此后重版各为5000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茅盾回忆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据当时的“文坛消息”和“出版消息”记载：某一书店一天内竟售出百余册；复旦大学一处，十天内共售四百本。
《子夜》不仅畅销，评论者的反应也相当迅捷。仅1933年一年，报刊上发表有关《子夜》的介绍、评论等就有30多篇，其中，虽有不同的声音，但占据主流的是对《子夜》的高度评价。
比如，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已经证明了瞿秋白的论断。吴组缃在评《子夜》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当时不少评论文章都将茅盾比作美国的辛克莱。到1949年，《子夜》已经从“畅销书”成为了“常销书”。到1949年3月，《子夜》印行了22版，总印数估计在10万册以上。到1951年12月，《子夜》出到26版。到2019年，共重版50多次，总印数已达2523800册（陈思广：《〈子夜〉的版本流变与修改述论》）。《子夜》还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两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以此同时，《子夜》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被译成英、法、俄、德、日、波兰、捷克、朝鲜、越南、蒙古、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美国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子夜》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在技巧方面，《子夜》并没超过《蚀》和《虹》的成就；但也承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德国的顾彬在国内批评界个别人否定《子夜》、贬低茅盾的时候，针锋相对地认为茅盾是“符合时代的、创造体制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成功者”；“茅盾被当前新一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轻率地贬为概念化写作的代表。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国的文学批评通常缺乏足够宽的阅读面和相应的外语知识。”捷克著名汉学家、《子夜》捷译本之一的普实克在译本序中说：“除了属于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豪鲁迅的经典作品而外，《子夜》可说是战前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
在日本，《子夜》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之一，小野忍、竹内好、松井博光等日本知名学者都给《子夜》以很高的评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当他读完日译本《子夜》后，为之震撼，把它编入“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认为它可以与《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等相媲美。这是国外对《子夜》最崇高的评价之一，应该格外珍视。
■ 多种解读与阐释的可能性
和鲁迅的《阿Q正传》极为相似的是，《子夜》一问世就被经典化，以后，在长期的接受历程中被不断地解读和阐释。新中国以后，《子夜》进入学院派的研究，并进入了文学史。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茅盾研究专著中，都给《子夜》以显赫的地位和崇高的评价。
《子夜》一直是茅盾研究和评价的焦点、重点、热点，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经历了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历程。
从《子夜》问世到上世纪80年代，其经典地位基本确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去经典化”的声音，个别研究者贬损茅盾，否定《子夜》，曾引起轩然大波。但茅盾研究界的知名学者都对“去经典化”的声音提出反驳、商榷，捍卫《子夜》的经典地位。事实上，这股否定《子夜》的潮流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子夜》的文学史地位，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子夜》的关注热情。
到了新世纪，研究者重新捡拾《子夜》，对《子夜》出现了多种解读、多元阐释的局面，也是“再经典化”的过程。研究者不仅从文学性，更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伦理、文化、人性、传播、现代性、先锋性等多重视角对《子夜》进行再解读；同时，也将《子夜》与都市文学、左翼文学运动、左翼理论资源、工人运动、海派传统等诸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再阐释，体现了宽广的“大文学”的视野。这种多重视角的再解读、再阐释正反映了《子夜》丰富的内蕴，从而延续了《子夜》的生命。
经典作品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累积性的成果和文化记忆，它就需要不断地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在传播过程中，历代读者对经典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并同经典文本一同流传。因此，经典在其原生的文本层之外，又累积成了经典的次生层。”这种次生层丰富了经典的内涵，延传了经典的生命。正因为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阐释、被建构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不是经典百读不厌，而是百说不厌。这也可以说是经典延续生命的奥秘。《子夜》正是这样。
■ 对今天的创作仍有意义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新文艺。重温《子夜》，对今天的创作意义重大。
首先，《子夜》的时代性对今天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子夜》的创作在反映时代、书写时代方面给我们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茅盾以自己的创作感应时代的脉搏，参与时代思考，体现与时代同行。今天，人民期待出现全面反映这个时代的大作、巨作。
其次，《子夜》的社会性对今天的创作也有意义。“一个写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这话出自茅盾《我的回顾》一文，正是他写完《子夜》时说的，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子夜》的创作经验谈。茅盾回顾从1927年到1932年5年的创作经历时总结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茅盾是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和修养的小说家，正如叶圣陶所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善于社会剖析是他的优长。《子夜》日译者之一的尾坂德司在《〈子夜〉译后记》中说它“实为中国现实社会的解剖图”。这也是高度肯定了《子夜》的社会性品格。社会的表象层层叠叠，社会结构纷纭繁复，作家能否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作品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这是今天值得作家深思的课题。
再者，《子夜》的史诗性对今天的文艺更有意义。茅盾说：“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这正是史诗性的品格，也是茅盾的创作追求。《子夜》就是史诗性的巨著，它构思宏伟，结构宏大，气势磅礴，笔力浓墨重彩，善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家庭、伦理熔为一炉，体现出“全体小说”的特征，具有宏大的叙事。日本的筱田一士之所以认为《子夜》是“20世纪世界十大小说”之一，看重的就是“全社会的想象力”，也就是史诗性。联系中国当代小说，史诗性、全景式的恢宏巨著还不多。有一个时期，一些作家有意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写作”“非理性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坠入庸常，显出小家子气。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追求。
《子夜》90年的接受和延传，说明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
（作者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前副会长；作者曹庆慧：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