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发猛
一条挖机挖出的道路顺山势横向徐徐而上，到达大山三分之二高度时停止了，接下来是一条窄了一半多的古道，道道石级呈现眼前。继续往上走一段，古道越过一道山肩，再徐徐而上，快要上到第二个山肩的不远处，群山已伏在脚下，古道所附的山巍峨起来。那些曾翻山越岭的马匹，是否曾在这里仰天嘶鸣，那声音是否经久不息地回响于群山之巅？蓦然回首，右边崖壁上出现了阳刻的“永宁州北界”五个大字。
这是个什么标志，意味着什么？“永宁州”，一个曾在安顺历史上响当当的名词，早已成为过去。但它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和所发生的事件，在地方府志里鲜活存在：元初在今贵州关岭西南永宁镇北设立达安州，隶属普定府。元至正十一年（1351），达安州改名为永宁州，二十八年废。明洪武十六年（1383）复置，一直到民国二年（1913），废州置县，永宁州改为永宁县，治所查城，县列二等，隶属贵西道（驻安顺）。民国3年以其地有关索岭而改称关岭县。在这段历史里，永宁州在明清两朝还发生了归属、治所迁徙等事件。雍正九年（1731），随着“改土归流”政策推行，郎岱厅设立，永宁州与郎岱厅之间进行了疆域勘测、拨粮定界等工作。摩崖“永宁州北界”正是从永宁通往郎岱古道上的“界碑”，它见证了远去的时光里那些马帮和挑夫蹒跚的步履，两地经济的交流，和众多文化信息。摩崖“永宁州北界”的发现无疑是安顺第四次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光伏电板安装队提供的线索，显然，他们也知道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无独有偶，有村民提供线索，在西秀区石板房村的一户人家的简陋煤棚里有古碑，具体什么情况，不详。安顺四普专班人员立即赶往，发现是“安平南界”的界碑。界碑所立之处是原安顺县（今西秀区）与原安平县（今平坝区）的界线。这又是四普工作一项重要发现。
可见，安顺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那些不可移动文物不仅在闹市，也散落在河道旁、大山里及其他野外的地方。苦苦寻找他们时，竟然有“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受连续发现两处界碑的启发，安顺四普办有了寻找文物的新思路——分类找寻文物。
以古驿道为线索，补齐关岭到平坝一线的茶马古道。这样，安顺四普办专班人员走访了安顺西镇宁双明洞、钟鼓楼、龙井堡、大山哨到开发区幺铺村老场坝一线的古道。安顺东走访了头铺（原名罗德铺）老街、二铺（原名阿诺铺）老街、杨家关、三铺（原名中伙铺）、天龙（原名饭笼铺）、沙子哨、五里屯等一线。把已经成为三普点的和四普新发现组合起来，使安顺段茶马古道清晰起来。《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记载，宋时经过贵州到广西卖马的道路有四条，其中一条为：“由自杞、罗殿（今安顺）、西南蕃地、茅滩、荔波而达广西南丹。”元代开湖广大道，从新添（贵定）、顺元（贵阳）、罗殿（安顺）、普安（盘县）入云南。可见，贵阳到安顺到关岭这条道路历史久矣，厘清它对于了解安顺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另外，在紫云考察了紫云通往罗甸的押马古道，和这条古道旁待进一步考察的清代临时设立的押马司遗址。
以红色文化为主线，寻找红军长征在安顺留下的足迹和地下党活动的轨迹、剿匪的战场遗址等文物。安顺四普办工作人员以查资料和走访结合，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它既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又是后来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剿匪的战场遗址。两次红色事件都发生在同一段古道上，一座小桥上。它就在双堡镇花恰村。1935年4月13日，走进东屯乡的红三军团一部从市梅村翻过几个土坡，到达这里，经过小桥赶往鸡场、岩腊。这里成为红色线路之一。1949年11月16日，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在这座小桥两边的坡上伏击了从安顺逃出来的国民党安顺县保警大队。两次事件赋予了这个战场遗址双重的红色底色，使其成为重要文保单位。此外，四普工作人员以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成立前和成立后的活动轨迹，走访了烈士胡博同村村民、刘英泰后人，找到了胡博故居和刘英泰墓，在紫云寻找到了游击队成立宣誓地圪落坪以及一些游击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以鲍屯村水利工程为参照，寻找安顺境内河道的水利设施。发现砂锅寨相似于鲍屯的河道水坝，邢江河道九溪、浪塘等处的水坝，还发现20世纪农业学大寨的多处渡槽水利工程。又在镇宁考察了老虎荡、伍家荡水坝，这里的分流引水灌溉农田的功能与鲍屯的“小都江堰”一样。
以土司文化为线索，考察了康佐长官司遗址及其他土司遗址、镇宁朵卜陇土守备遗址（等土官中最后一个被取消的土守备，一直到解放军进入安顺后）；还有以屯堡老建筑、古寺庙为线索，寻找屯堡文物；以安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遗存为线索，寻找民族文物等，为文物新发现提供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