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杰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征南之役，平定盘踞在云南的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势力。事后在今贵州之地遍置卫所，推行军屯制度，由此引发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开发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的民族结构和人口结构。安顺作为军屯要地，大军云集，屯守相望，奠定了屯堡文化形成的基础。
屯堡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迁徙环境下的生动范例，其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推动、社会内部的创造性转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影响，体现了连续且充满智慧的进程，不仅是研究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的重要样本，更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
屯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明代的制度奠基与清代的社会转型共同塑造其基本面貌。这一历史进程既是国家战略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实践，也是移民群体在特定环境下适应性演化的结果。
征南战事结束后，为巩固西南边疆，明朝于黔中地区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沿滇黔驿道设置普定、威清、平坝、安庄等卫所，史称“上六卫”。此制度设计将军事防御、农业生产与行政管理融为一体，构建起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系统性管控体系。
明代贵州的卫所制度，军户世袭是其基础，实行“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边卫制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威清、平坝、安庄三卫共分得官牛6770余头用于屯田。到了洪武后期，贵州都司所辖的十八卫屯田总面积达到94万亩，其中，普定卫76724亩、安庄卫72193亩，四卫合计占全省屯田总面积的24%以上。这些屯田不仅为卫所官兵提供了重要粮食来源，也对贵州的农业发展和边防安全起到关键作用。这种大规模军事屯田不仅实现了“屯田自给”的经济目标，更通过“军户世袭”“赋役征派”等措施，将江南文化基因植入黔中大地。屯军及其家口总数超过60万，他们带来的江淮耕作技术、建筑风格、语言习惯，构成了屯堡文化的原始内核。
清代初期，随着“改卫归流”政策的实施，屯堡社会经历了深刻转型。自康熙十年（1671）起，清政府裁撤卫所并将其归并入州县，如普定卫改为普定县，平坝卫变为安平县。这一系列行政调整使屯军后裔的身份从“军户”转变为“民户”，标志着屯堡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这一制度变革瓦解了军事组织基础，使屯堡人逐渐从“中央军后裔”沦为特定区域的汉族族群。屯堡人通过强化服饰、婚俗、信仰等文化符号，构建起独特的族群认同机制。
二
屯堡文化之所以拥有持久生命力，得益于其独特的空间结构。安顺城与屯堡村寨通过军事体制、行政网络、市场体系、婚姻圈、仪式圈等纽带，形成“居乡傍城”的有机整体，这种空间关系既保障了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又维持了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活力。
明代安顺屯堡分布呈现出精密的军事地理特征：普定卫“屯”分布最为密集，平坝卫、安庄卫“堡”数量最多，三卫环绕山河屏障，内部地势平坦开阔、通达性良好。“屯”以耕作功能为主，“堡”则承担“拒敌堡”防御职能。这种“屯堡互卫”的空间布局，于清代以后虽失去了军事意义，然而凭借行政、教育、民俗等纽带得以延续。
屯堡村落的石头防御体系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碉楼、巷道、院落共同构筑起防御网络，天龙屯堡“九道巷”“十道门”的精妙设计，既保障了安全性又维系着社区联系。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的空间特征，使江淮文化传统得以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保存，形成“文化容器”效应。
安顺城与屯堡村寨构成完整的城乡经济体系：城市作为区域商业中心，为屯堡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提供交易平台；屯堡作为生产基地，通过“农商兼业”传统支撑城市发展。清代以后，这种经济互动通过庙会、集市等形式强化，如安顺正月初九迎杨泗将军、十三日迎关圣帝君的活动，吸引周边屯堡参与，形成跨区域的“仪式圈”。
安顺城的官府、学堂、会馆构成文化“干脉”，承担培育主流价值观的重任；屯堡村寨则作为文化“根脉”，保留鲜活的民俗传统。这种“根干相连”的架构使屯堡文化既能坚守江淮文化的基因，又能汲取多民族文化养分，如地戏融合了军傩与少数民族祭祀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
三
屯堡人作为“明代军屯后裔”，历经六百年岁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族群特征。其文化传承机制既体现了对母体文化的坚守，也展现了对环境的适应性改造，堪称明代历史研究的“活化石”。
咸丰《安顺府志》指出屯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多江南大族”。基因人类学研究显示，屯堡人与江淮地区汉族基因相似度极高，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明亡清兴之际，屯堡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转变。从自称“军民”到被称为“凤头苗”，再到学术上的“屯堡人”命名，这一过程折射出他们从“军事精英”沦为“文化边缘人”的历史轨迹。这种身份焦虑反而强化了族群意识，如通婚严格限定在屯堡圈内，形成“内婚制”传统，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记载：“新汉民忌与屯堡通婚，屯堡亦不与苗民通婚，婚姻圈仅限屯堡村寨。”
屯堡建筑巧妙融合江南风格与高原特色：三合院、四合院采用“木石结构”，墙体以青石砌筑，屋顶覆以石板，冬暖夏凉且兼具防火防盗之效。房屋建造仪式颇为隆重，“上梁”时需由外家赠送梁木，包梁物品包含黄历、毛笔、五谷等，象征着文化传承与生活祈愿。
屯堡妇女服饰，“右衽大襟长袍，腰系丝头系腰”，“凤头鞋”的鞋面绣花和鞋尖上翘，均体现了明代服饰的典型特征。如，已婚妇女以银索绾发髻分三绺，未婚者则以红带绕头，这些细节与明代服饰的记载相吻合。男性服饰虽与汉族趋同，但“善贸易”的传统延续至今，形成“农商并重”的经济特质。
地戏作为屯堡文化最具标志性的载体，剧目多为《三国》《封神》等征战故事。其“脸子”（面具）分为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四类，雕刻极为精美，具有“驱邪纳吉”的仪式功能。地戏表演前需举行“开箱”仪式，此举体现了“军傩”遗风；演出时“一人唱众人和”，唱腔为弋阳腔变体，伴奏仅用锣鼓，尽显粗犷雄浑之态。
节庆巧妙融合了军事记忆与农耕信仰：正月里，“抬亭子”（迎神赛会）活动模拟古代军阵巡游，参与者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场面颇为壮观；七月半，“放河灯”活动兼具祭祖与水神崇拜的双重功能；妇女“朝山拜佛”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信仰景观。
四
屯堡文化作为活态历史文化遗产，其生成延续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融合、促进贵州开发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明代，卫所制通过“军事屯田—文化植入—社会整合”这一“三步走”策略，成功实现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到了清代，“改卫归流”后，屯堡人凭借文化自觉，维持了族群认同。这种“国家主导—社会响应”的互动机制，对于当代民族地区的治理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安顺城乡“互动融合”的经验同样珍贵。屯堡与城市通过市场网络、文化仪式保持密切联系，既避免封闭僵化，又防止文化消解。这种模式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历史镜鉴——在城乡融合中保持文化主体性，是边疆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屯堡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明代屯军携先进农耕技术而至，泽被周边苗族、布依族，共促经济繁荣共生；清代以降，屯堡人与少数民族“互嵌式”而居，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融洽关系。
今日之屯堡文化，借助屯堡文化研究团队力推“文化传播转化”，将地戏元素巧妙融入旅游演艺；屯堡村寨则大力发展“石头寨民宿”“蜡染手作”等特色产业，吸引众多年轻人返乡创业。这种“传统与现代贯通、文化与产业接通”的发展模式，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提供了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