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我这一次来到贵州参加“屯堡家国六百年”学术论坛，自有一种亲切感。屯堡人是来自江南（南京，安徽一带）的汉族移民，它们来到贵州，带来了江南文化，又经过极其复杂、曲折的过程，和本土的贵州人（包括本地的汉族，少数民族）及贵州地方文化相互矛盾，冲突，沟通，最终构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在贵州扎下根来。这样一段从外来到与贵州“真山，真水，真人”相融合的历史，不能不使我勃然心动。因为自己就是在南京长大，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人大新闻系毕业来到贵州，也是把江南、中原文化传递给安顺的学生，同时在贵州的社会底层找到了自己的扎根之地。前年我有机会又回到南京，来到夫子庙，突然意识到当年屯堡人就是从这里出发而南下的，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
其实这样一段与屯堡人一样的“从外来，到在贵州本土落地、扎根”的历史，是具有一定普遍性与代表性的。我所写的《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对此有专门的研究。这样的外来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大规模自觉沟通，在现当代历史上大概有四次。
首先是现代文学开创期的“五四”时期。贵州人第一次走出大山，就以山里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迅速走向时代中心。这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首倡“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竟是贵州人李端棻。
与贵州第二次大沟通，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先在长沙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又由三百二十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等教师带领下，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天抵达昆明。其间在贵州道上费时最长，收获最大。后编有《西南采风录》《西南三千五百里》：“这是继徐霞客之后，历史第二次对贵州的大搜寻，大发现”。由此提出的“山地文明”的概念，将对贵州文明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这样来自中国边缘地区的响应，才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
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战争，又将“革命——社会主义”新思想带到了贵州，影响了几代贵州人。当年许多为解放贵州尽力的人，都留了下来，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最后，不可不说的是，1960年“西南大建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北京来到贵州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和我一样离开贵州，但留下来的也不少。
回顾从“当年”的“五四”（1919），到“当下”的新时期（2025），一百多年外来文化与贵州本地文化四次大规模的自觉沟通，我对现、当代的贵州文化，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体认：这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以输入为主的、多元的文化结构”。（参看《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123页）。
我由此想到，大概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经历了这样的从“外来”到最后“落地”于贵州“本土”的历史过程。我们所面对的贵州地方文化，首先是一种“国家、民族文化”，同时又是我们最后皈依的“家文化”。可以说，正是贵州现、当代文化的这种“家国”意义，使我们获得了身份认同，精神皈依。
而这也正是“屯堡文化”的最大意义与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屯堡文化是明代执行的“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国家政策的产物。在与周围少数民族杂居过程中，也就自然地传播了国家观念与皇权意识。应该说，这是屯堡文化对贵州的主要贡献。但屯堡人又由军事武装集团变成地域生活集团，个人身份也由军人变成农民。形成了文化的国家性、民族性与家族性、地方性的融合，进而成为“家、国文化”的典型和典范。
问题是，屯堡文化所代表的贵州文化的“家国性”，始终不被认知与重视，从而形成对贵州文化的两大误解。人们总是把贵州文化看作一种封闭、保守，拒绝对外交流的文化，看不到它本质上的“开放性”。同时又忽视它也是本质性的对外来文化强大的“吸收力与创新力”。要重新体认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力”“创新性”三大本性。
当然，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本土性的创新，并不容易。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在“本土”扎下根来。这里也有两个关键：一是外来人如何“认识脚下土地”，一是本地人怎样“走出本土，又不脱离脚下土地”。我是从2005年开始参与屯堡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的。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力推广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人、贵州人都开始了在城乡之间，国内、国外的自由流动。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大自然，历史，文化，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越来越疏离、陌生；而由于内在文化、心理的差异，又很难真正融入所在地、所在国的文化：这边“回不来”，那边“进不去”，就成了“无根的人”，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离去者走上了永久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陷入生命的虚空。也正是这样的国民精神，以至民族精神的失落，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选择屯堡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并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一人生、学术命题，以后就成了我们的屯堡文化观察与研究的共同主题。
今天，距离我们屯堡文化研究的起端2005年，又过了20年。当年提出的“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当今的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大变动中。我们所关注的“地方——国家——世界”的关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的关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需要在更大视野，更深层面重新思考。而我们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极容易陷入把全球化的“大一统”作为目标的陷阱，忽略，以至否定民族、国家、地方文化的存在。这样，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的地方性、差异性与多元化，以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制约，达到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们对屯堡文化的关注，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脚踏贵州大地，立足全国，走向世界”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宣传贵州地方文化。——再不能错过时机了。
考察屯堡文化的传播过程，不能不注意到，它从“江南”走向“西南”，构建了一个“湘黔滇”大通道。这样，贵州及其文化，就具有了联结中原与西南、维系文化血脉的“时空桥梁”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贵州文化的联通“江南——西南”的“文化桥梁”作用、意义也不可小视，可惜至今仍被忽视，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亟待开掘的，还有屯堡文化提供的“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屯堡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以儒家忠义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但它在落脚于贵州本土时，又从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智慧，和民间信仰里，吸取了新的思想资源，突破儒家礼教，形成“儒、释、道、巫混杂”的文化、思想全新结构。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戏”，就是这四大文化的结晶。
在我看来，这也是贵州地方文化最迷人之处。贵州文化与贵州“真山、真水，真人”的关系是大可研究的。据我在贵州生活十八年又至今保持联系的六十五年的观察与体验，真山、真水哺育的贵州“真人”，自有特殊的“纯净”之处。尽管比之外地人，他们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晚，但一旦相遇，就契入骨髓，心心相印。
屯堡文化所代表的贵州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它所流传下来的军屯文化资源，形成了它强烈的“村民自治”的传统。2005年我们介入屯堡文化调查、研究时，就发现了今天的屯堡社区，依然存在着一个“和传统社会和国家之间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空间”，这就为今天重建村民自治建设提供了传统资源。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屯堡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屯堡乡民社会》、《建构与生存：屯堡文化与地戏形态研究》两大著作，提出了“乡民社会”“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找到了贵州地方文化研究与自身生命成长的联结点。
从“当年”（2005）到“当今”（2025），我们都老了。也可以说，在屯堡文化、贵州文化的哺育下，我们成熟了。脚下的土地，也大变了。我们又发现了地方文化研究的新天地：我们要重新研究“乡村建设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重建乡村教育知识谱系”；更重要，最基本的是，要从中寻求生命与文化中“变“中之“不变”。我也因此对自己最为关注的贵州与全国90后、00后的年青一代，郑重建议：在面临精神困惑，需要进行“价值重建，理想重建，生活重建”时，不要忘了你身边的乡土文化资源，要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文化、地理”中寻求“变中的不变”。你自己也获得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确定性与永恒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