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分布的狭长地带，553户1200余人——大鲸港镇渔民社区这个特殊空间，承载着几代渔民的命运沉浮。从1969年的复兴渔业大队演变为现代化社区，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洞庭湖的波涛镌刻着渔家儿女的悲欢离合。
2019年冬，长江禁捕的消息如惊雷划破平静。“不打鱼，我们还能做什么？”这个沉重问题，在每艘渔船的舱底、每户渔家的饭桌上反复回荡，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我们像候鸟，顺着鱼汛在江湖间迁徙。”龚能超谈及家族三代的水上漂泊史，眼神飘向远方，他十几岁就开始打鱼，最远到过岳阳、湖北等地的河湖。“上岸，意味着要忘记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他说。
75岁的王建安，有近60年的“渔龄”，曾抚摸着陪伴他大半生的渔具，泪水滴在斑驳的渔网上：“除了打鱼，我什么都不会。”上缴渔具的那些日子，无数像他一样的老渔民，完成了一场与过往的艰难告别。
渔民社区党总支书记蔡杰说，社区中，仅持证的专业退捕渔民就有339户584人，非持证渔民131人。他们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有限，一生随船漂泊。让渔民“上得来、稳得住、能致富”，成为社区的头等大事。
转变，始于一次次推心置腹的家访，干部们坐在渔家的矮凳上，倾听他们最真实的忧虑；社区的座谈会开了又开；设立的“渔民之家”服务站，对退捕渔民建立“一户一档”，让每个声音都能被听见。这里没有“一刀切”的冷漠，只有对每个家庭出路的深情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