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斌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选取这样的写作视角：在安顺这座祖国西南的边地小城，虽远离沦陷区却走出过许多抗战英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先辈的英风伟绩，今天的后来者应在咀嚼历史过程中，追思先辈英风，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所介绍的黔中英杰杨经国，如他用过的名字“耀生”那般，有着荣耀而短暂的一生。在那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他曾率领令日寇胆寒的八路军骑兵团，在冀中平原纵横驰骋，挥舞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不幸的是，这位文武兼备的“秀才悍将”，在对日寇的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成为他的老首长、开国上将吕正操时常回忆并唏嘘感叹的“意难平”，也是冀中军民的“意难平”。
聪慧果敢，不惧艰险不惧风
故事主角杨经国，1916年生于普定县马官区余关乡，又名杨靖国、杨全、杨耀生。所用过的许多名字，在其北上求学、参与学运、参加革命等经历中都曾惊艳亮相。少年时的杨经国，秉持求学报国理念，在国立安顺四中完成学业后，选择去贵阳求学。那是在1933年，距“九一八事变”过去两年，当年柳条湖的枪声，击碎国人所有侥幸，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考入省立贵阳高中后，杨经国结识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同学秦天真和邱照（徐健生），初步接受抗日救亡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与熏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是全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那里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既是知名学者、各方能人云集之所，也是北洋军阀派系斗争剧烈拉扯的角力场，更是怀揣进步思想的新青年大展拳脚的新天地。仅在贵阳求学一年，杨经国毅然北上。转学到北平后，结识了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的傅以平（中共地下党员）和杜良俭，这两位贵州老乡从日常接触中，知晓杨经国志同道合，向他系统介绍并提供《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大众哲学》《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进一步打开杨经国的眼界和见识。
在我党早期革命实践中，思想进步的学生，是党组织优先发展的对象，许多进步学生如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王若飞，以及马俊、林枫、陈曾固等，都成为了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经国的成长也有相似特点：1935年，接受革命教育的杨经国，毅然走上北平街头，参加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杨经国参加在北平石驸马大街举行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后经地下党员黄景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水到渠成的“转场”，使他从进步学生成长为特殊年代的觉醒者、革命者。
1936年8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杨经国到东北军学兵队学习。他以杨耀生、杨靖国为名，离开北平到西安，编入学兵队—连三排，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从学生到学兵，从进步青年到中共地下党员，少年英杰荣耀而短暂的一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翻开崭新一页。
沉稳潜伏，将军慧眼识雄兵
学兵时期的杨经国，在实战中历练本领。当时党组织根据形势，将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分散到各连队。杨经国由中共北方局宋黎安排到53军691团吕正操部。后来的开国少将于权伸当时在东北军任职，也是在与杨经国的接触中，认同了党的抗战主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冀中军区一员猛将。类似情况在53军和691团并非个例，这支部队中的许多先进分子，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震惊中外大事件的洗礼，加速少年英杰成长。1936年12月11日，学兵队每人配发100发子弹，于12日拂晓集合，杨经国参加此次布防。当晚城内传来枪声，天亮时传来消息∶蒋介石被擒，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成功实施“兵谏”。这场大事件促成国共两党新的合作，但张、杨二位将军却落入反动当局魔掌。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群龙无首，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对蒋介石不抵外侮专打内战，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为彻底失望，决心投奔共产党，这支53军序列里最“红”的队伍，悄然酝酿着变革。
1937年5月，吕正操率691团从定县（今定州）开赴石家庄。在部队驻地帐篷里，李晓初代表中共北方局为吕正操举行入党仪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指示吕正操寻找机会把部队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期间，53军接到南撤命令，吕正操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积极寻找党组织，找机会让部队停止南撤，伺机脱离53军。当时吕正操的部队有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还有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他决定把部队改编成三个总队，改编过程中，选拔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支成员大多来自东北的英雄部队，在晋县小樵镇完成改编，正式走上抗日救亡道路，在冀中平原上树起第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大旗。
在吕正操所著的《冀中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位开国上将对杨经国、胡乃超等优秀年轻人的印象，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实践中，大到制定作战方案、分化瓦解伪军，小到向老百姓宣传主张，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要知道，当年在张学良军中，吕正操因写得一手好字，颇得少帅赏识并提拔为秘书、副官，这让他对有思想有见识有学问的青年相当欣赏。1938年秋，杨经国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将杨经国要回军区，担任骑兵二团政治处主任。
谦谨骁勇，扬威冀中敌胆寒
杨经国所在的骑兵团，是冀中军区直属部队，一直是王牌部队。据《冀中党史大事记》记载，骑兵团鼎盛时期发展到1200人，战马1300匹，步枪700余支，轻机枪20挺，“八二”迫击炮两门。这支纵横冀中的英雄部队，是一把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尖刀”。
弱冠年纪的“杨主任”，则是这支王牌部队的关键人物。当时日军发动对晋察冀的大“扫荡”，宵行昼宿是常事，转战频繁情况下，杨经国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党的建设》等书籍，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推演战略战术，对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知之甚详。由于他作战勇敢、知识面宽广，在冀中军区是公认的文武双全好干部，典型的“很能打的秀才”。
在冀中平原立足，靠的是与敌特斗勇又斗智，武的要行、文的也要行。1941年春，杨经国带领骑兵团某排，去往大城县的农村宣传抗日，揭露日本鬼子破坏生产的阴谋。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深入到群众中去，在集市登台讲演，鼓励群众抗日，抓好春耕生产。在那战火不息、田连荒芜的年头，冀中平原好些地区还迎来了丰收。
1941年秋，饶阳一带涝后成灾。骑兵团监视饶阳县城之敌，派出军马帮助老百姓秋种，政治处主任杨经国责无旁贷，带领政工人员积极工作。当时上千匹战马散布在5000余亩地里，人喊马嘶，硬是抢在节气前种完麦子。杨经国以“几千亩荒地被消灭”为题，写了骑兵团帮助群众搞生产的文章，在《冀中导报》《前线报》发表。同年9月，在定县杨木村保卫战斗中，杨经国带领骑兵团挫败有飞机配合的千余名敌人进犯，保证了上级机关安全。
为国捐躯，文意隽永记英容
抗日战争的艰巨性，决定了为取得这场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必须倾其所有。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杨经国为他毕生追寻的抗日救亡事业，付出了宝贵生命。
1942年5月1日，日寇开始大“扫荡”，总指挥由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亲自担任，日军在报纸上吹嘘这是“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妄图搞垮冀中根据地。我军反“扫荡”任务是突破敌人包围圈，由内线转外线，作战部队分兵转移到敌人后方，寻机打击敌人，杀伤有生力量。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共计作战272次。
当时冀中战场重点在河北省饶阳、武强、安平县一带，军区决定将执行破击深（县）安（平）路的骑兵团分散，由杨经国带领部队在深安以西活动。5月12日，盘踞在武强、饶阳、深县、安平的日军合围，骑兵团政委汪乃荣率二连阻击，各连从西南、西北方向突围。战斗中，政委汪乃荣及400名战士壮烈牺牲。当月下旬，杨经国和参谋长卜云龙多次与敌人遭遇，跃马持枪与敌人拼杀。因敌我力量悬殊，杨经国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所幸，杨经国的故事，并没有湮没在史册当中，更在军旅文学的广阔天地占得一席之地，这从他多次成为军旅文学作品的素材，可见一斑。
著名军旅作家王林所著《十八匹战马》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战士与马”的关系问题。作者用较大篇幅介绍杨经国生平，引述其诗歌标题“我们是来自民间的子弟兵 我们是来自民间的战马”，并通过青年战士伤心回忆杨经国牺牲的过程，印证了这位黔中英杰、冀中好汉在骑兵团的威望。作者曾先后担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小说写于1943年，文中未用化名，反映了冀中军民对杨经国的真挚情感。
另一位著名军旅作家孙犁所撰《白洋淀纪事》一书中，设有一章《小胜儿》，专门讲述冀中骑兵团风采，“那是华北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是新鲜队伍”，又说“连那个热情的杨主任，也不过二十一岁”。故事通过主人公小胜儿、小金子的回忆，生动刻画作为同龄人的“杨主任”，打仗时“勇敢得没对儿”，生活中连部下给他摘瓜吃都讲纪律的文学形象。小说写于1950年，说明直到解放后，冀中军民仍在怀念骑兵团、怀念杨经国。
回顾历史，在远离沦陷区的黔中地区，走出了王若飞、陈曾固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亦不乏柳树人、陈蕴瑜等为国捐躯的抗战英雄，充分说明：在抗日救亡伟大事业中，安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坚定！我们不应忘记杨经国。他代表一种思维、一条路径：坚信并正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义无反顾奔赴最前线，把一腔热血、满腹忠诚尽数献给祖国和人民！何其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