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琪
走进安顺经开区幺铺镇青源村,一座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青瓦建筑静立于乡间——这里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的故居。1879年,黄齐生在此出生,并从这里走出,最终成为抗战时期贵州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始终与教育救国、抗日图存紧密相连,在烽火岁月中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
黄齐生少年时在安顺城内做学徒,尽管环境艰苦,他仍刻苦自学,广阅《天演论》《民约论》等西方著作以及政治、哲学书籍和维新书报,初步形成救国思想。他早年协助兄长黄干夫创办贵阳达德学校,倡导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批进步青年,其中包括他自幼抚养并培育成材的外甥——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王若飞。
1917年,黄齐生倡议并率领贵州青年赴日留学。20世纪20年代初,黄齐生带着王若飞等进步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坚定支持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反对北洋军阀借款、声援工人运动等进步活动,与蔡和森、徐特立等共产党人并肩作战。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从一名教育家逐渐转变为投身社会革命的实践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齐生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坚信“教育救国”,在达德学校大力推动抗日宣传和教育实践。即便日军空袭频繁,他仍坚持授课,在战火纷飞中重燃书声,并组织师生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江汉渔歌》等抗战剧目,在贵阳乃至重庆街头巡回演出,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黄齐生明确提出“读书不忘救国”,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带领学生唱响《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歌曲,组织募捐、慰问前线将士。在他的影响下,达德学校成为贵州抗日宣传活动的重要中心,许多学生毕业后奔赴战场或参与后方支援。
黄齐生不仅扎根贵州,更跨省奔走,以笔为剑、以演讲为武器,呼吁团结抗日。1937年冬,他首次访问延安,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返回贵州后,他不顾国民党监视,多次在公开场合详细介绍延安见闻,驳斥谣言,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
1939年后,黄齐生跋涉贵州、云南、重庆、四川、广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他深入学校、工矿甚至乡村集市,发表抗战演讲。在成都,他秘密会晤反蒋抗日人士,提出“中国希望唯有寄托于共产党”;在毕节、威宁等地,他向群众宣讲抗战形势,鼓舞民心。尽管年事已高,他仍以极大热情投入抗战动员,被誉为“贵州的大胡子先生”。
黄齐生与王若飞不仅亲情深厚,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31年王若飞在归绥被捕后,黄齐生三次探监,不惜在狱旁租房,通过纸条与王若飞传递信念,二人谈笑风生,甚至共饮白酒壮怀激烈。黄齐生曾问王若飞:“若有不幸,遗体何归?”王若飞答:“一火了之!”黄齐生却暗中在昭君墓旁为他购下一块墓地,以示永志。
这段经历不仅见证舅甥情深,更凸显黄齐生在危难中对理想和亲情的坚守。他还将王若飞狱中所写《致绥远傅主席书》等文稿油印成册,题名《抗日战争策略》,秘密传播,保存了珍贵的抗战文献。
1945年,黄齐生再次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他深入调研边区政治、经济、文教工作,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由衷赞叹:“延安实在是一方净土。”他积极向国统区亲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呼吁和平民主建国。
1946年4月8日,黄齐生与王若飞等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黄齐生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等人一起不幸遭遇空难,成为“四八烈士”之一。黄齐生未能亲眼见到新中国诞生,但他毕生所求的教育理想与民族解放,早已融入历史洪流。
黄齐生一生从教育救国到抗战呐喊,始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他是贵州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典型代表——以文化唤醒民智,以行动支撑危局,以风骨诠释担当。毛泽东称赞他是“共产党最艰难时,党外人士爱护党的第一人”,周恩来誉其“为抗日救国万里奔走”。
如今,在安顺的黄齐生故居和陈列馆中,黄齐生的生平事迹依然激励着后人。他如一根火炬,在烽火岁月中照亮贵州,更照亮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良知与勇气。他的精神,依旧在黔贵青山间回响,鼓动人们奋起前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