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
时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七八十年代的过年，才有年味！”现下终究懂了：小孩盼过年，大人却忙着忆流年。岁在乙巳正月，城里乡下处处喜闹欢腾。然而，我的思绪，早就去往记忆中那些个春节，惦记着那些永久铭记的人和事。
备柴草
小时候，村子里除个别人家买得起煤烧，大多数都是烧柴草，上山砍柴和挖树根（老家的人叫它“疙篼（gedou）”）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的特别“功课”。腊月间要为过冬和过年准备，房前屋后堆满高高的柴堆和“疙篼”。寒冷的早晨，我还赖在床上，舍不得离开用一晚上体温捂热的被窝。母亲抱着在“火坑”旁烤热的棉布衣，掀开被子，催我起床。“大周末的不上学，就上山去砍柴，快过年了，不把柴草备足，过年烧什么？人家杨贵宝都来叫你几次了。”
杨贵宝是我的邻居，长我两岁，是我的同桌，爱唱山歌做农活。他是小伙伴里农活干得最好的，更是砍柴“小能手”。每到冬天我常跟他为伴，到山上去砍柴和挖“疙篼”。某次我自己捆箍，扛在肩上走不了多远，柴就散开掉了一地，一路上重复了多次，到家时天已黑尽。那以后每次砍的柴大多是他帮我捆箍，我以教他写作业交换。往往这时，我坐在石头上喘着气，看他熟练地帮我捆箍柴草，边捆箍边唱着山歌，歌声惊得山雀叽喳乱叫。他唱的山歌很好听，歌词多与农活有关，也不知是他自己编的还是抄的。
因柴草备得充足，家里烧火煮饭的时候，从未缺少过柴烧。特别是过年前做年粑、煮豆豉豆腐、蒸甜酒时，看到灶里烧着我辛苦砍来的柴燃起的红红大火，母亲都会当着外人的面夸我：“这些都是老二的功劳。”这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感觉自己就是家里的大功臣，为过好这个年做了很大贡献。
备年货
过了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新年氛围弥漫整个山村。杀年猪的杀年猪、推豆腐的推豆腐、打糍粑的打糍粑、做甜酒的做甜酒、煮豆豉的煮豆豉、炕腊肉的炕腊肉……大人们忙忙碌碌，为过年准备年货，孩子们更是开心到不行。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很苦很累，穿不暖吃不饱，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好久才过年呀！”成了我们天天盼天天念的头等“大事”。平时家里买些“冻油”来炼油，母亲都会用油渣煮豆豉做火锅吃，我们兄妹四人“三下五除二”就把那点可怜的油渣捞得精光。母亲看着我们为那点油渣争抢的样子，笑着说：“看你们这些馋猫‘饿牢子’，等过年了，把家里那头大肥猪杀了过年，让你们吃个够。”“杀年猪”吃大肉就成了我孩提时的梦，成为每天到地里割猪草的动力。
备年货是一年里最忙碌又最幸福的时光。临近过年，母亲和我先把饭谷、糯谷、粳稻这些挑到新寨塘去打米，再用井水泡过糯米用来蒸甜酒、打糍粑等。我最喜欢的是用粳稻米做“篱篱粑”（后来改做“猪儿粑”，又叫“达尔粑”）和碓磕米面。寨子里没几家人有碓，磕面需排队，相邻几家人互相帮忙着，轮到自己家磕面时，为感谢人家出力，需要请吃饭，做上一桌子好吃的，往往会有一碗炒猪肉、一碗磨推的豆腐、一碗烩红豆……
老家的人说过年是从“杀年猪”开始的。农耕时代的农民都比较贫穷，平时想吃肉非常不易，家里有客来会向别人家借肉招待，过年杀了自己的猪才有肉归还，慢慢形成“杀年猪”习俗。无论哪家“杀年猪”，都请寨子里的人帮忙，猪头猪脚留着年三十用，剔除肠肝肚肺、板油、排骨，身体部分的肉砍成长条用来炕腊肉熏香肠等，往往这时，用猪血煮一大锅白菜，再用边角料、肚馕皮和腰窝处的肉做一大锅“泡汤肉”，请亲戚们来吃“杀猪饭”。某年的年前，我们家“杀年猪”，母亲卖掉一半猪肉，只留一半来过年，她说：“这猪是老二割猪草喂大的，要换点钱给他买身新衣服和新书包。”
赶年场
很小的时候，老家的地萝卜和小黄姜就名声在外了。镇政府所在的“大坪地”村开设了姜市，每周五开市赶场。当时这姜市算得上是西南最大的生姜交易市场，省外很多商贩会来收姜。接近年关要赶年场备年货，老家的人都要人挑马驮，爬坡下坎，翻越崎岖的山间小路，将窖坑里的小黄姜拿到集市去买，换钱来购买年货。
那时一年到头只有赶年场这天，大人们才给孩子买身过年的新衣服，平时穿旧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赶年场就成了孩子们扳起手指数的幸福，前一天晚上，我们都会兴奋得睡不着，天麻麻亮，就起床约赶年场的伙伴。母亲让我用“花箩”挑生姜去卖，得的钱算是她发给我的压岁钱，这是一年里母亲唯一一次对孩子的溺爱。我平时只挑五六十斤，那天我会使出吃奶的力气挑七八十斤。
读中学时我跟着村里的老先生练习写毛笔字，赶年场这天，同他们一道到集市摆摊写春联卖。我写的楷体和行书春联很受欢迎，一天下来倒比老先生们多卖点钱，馋得他们让我买包纸烟给他们抽。他们抽着我买的纸烟，对我写的春联小夸一番：“后生可畏哦，老朽老矣！”
那些年，赶年场是一年里最热闹的集市，赶场的人是平时的一倍甚至两倍以上，人山人海，堵得水泄不通。这也是“剪纽子（小偷）”最容易得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我和母亲各挑“一挑”生姜去卖，换钱来购买年货，母亲把她卖姜得的钱用手巾帕包得严严的，却在购年货时发现，被“剪纽子”用刮胡子的刀片在腰包划了个口子，把钱偷走了，母亲难过得流下眼泪。我把卖姜得的那份钱拿给母亲，安慰母亲要坚强，而我却在那年春节没买新衣过年。直到母亲去世前，她都忘不了这事，常常说给我的孩子和侄儿侄女们听。
赶年场已成为家乡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这样传承着，发扬着，热闹着。只不过，场上卖的年货发生了变化。就拿孩子们玩的玩具来说，已由七八十年代我们玩的土鞭炮、“叫鸡鸡”这些又土又少的玩具，变成了塑料或机械手枪、溜溜球、铲车、电动车、电子产品、塑料家具、积木等等。
过大年
“年有百条功，人人要完成。”这是母亲大年三十爱念叨的一句话。天还没亮，我就被母亲和父亲忙碌的声音吵醒，想起自己今天要完成的“大功”，一骨碌翻爬起来，穿好衣服，打起手电筒，挑起水桶，就去村边的水井挑水。我这一天的第一项“大功”就是要把家里的几口水缸挑满水，少说要挑十多担，从村头到村尾来回二三十趟，会累得够呛。
往往这天，让我最得意的“功”是写春联。自从我练习毛笔字以来，我们家的春联年年都是我自编自写的，村里认得点字的人家也会在这天买点红纸，到我家来让我写。说我写的春联不但字体看起来舒服，且对联都是结合实际现编的，贴近现实生活，不像村里那些老先生，把书翻开来照着写。每每这时，我都会谦虚地说：“各有所长，还需努力。”
这天，母亲分给我的“功”还很多，除了挑水、贴春联门神，还有打扫房前屋后、洗衣服，最关键的一项“功”，就是做“年夜菜”。大概读五年级（那时候小学还没有六年级）起，母亲就开始让我做“年夜菜”了，我在村里成了很小就敢杀鸡和会做“年夜菜”的小屁孩之一。这个“功”，打小就让我养成了勤快的好习惯，农忙季节，家里请村里人帮忙种生姜地萝卜、插秧、抢收稻谷这些农活时，几桌人的饭菜，就是我一个人忙前忙后完成的。
小时候，家里穷，“年夜菜”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一般来说，做一个猪脚炖白萝卜，用刀头肉炒回锅肉，用糍粑辣椒炒一个辣子鸡，煨一锅猪头肉，分别蒸一盘腊肉、香肠、血豆腐、小米渣，青椒炒一盘瘦肉等等，有十二三样菜就行了。那时由于平常吃不到这样的菜，都会放开肚皮吃，因平时清肠寡肚，突然吃这么油腻，一不小心吃坏了肚子。一年到头的日子，再苦再累，就这样过了一年。记得某年的年三十，平时不喝酒的母亲喝了好些白酒，“年夜饭”后的炒花生、炒葵花，这最后的一“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百功”告成，一家人聚在一起，围着“火坑”烤“疙篼”火，吃花生嗑葵花，有说有笑。后来，村子里有了电视机，大家都集中到电视机前，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边吃花生嗑葵花，时不时被春晚的小品和相声逗得呵呵大笑。再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年夜饭”后，即便一家人围着铁炉子或电暖炉，大多各刷各的手机，任由春晚的节目在电视大屏上播放。因此，看着眼前，追忆过往，想是每年春节里最惬意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