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茂春
1938年2月至4月，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从长沙出发，用68天时间徒步1600公里，经贵州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2018年4月，作家杨潇重走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们徒步行的旅程，追忆这批师生一路是怎么走过去的，并于2021年出版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的第29章《贵阳－安顺：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第30章《安顺-镇宁-黄果树：景致太好了，不去看的是汉奸》、第31章《黄果树-关岭：被“近代化”的西南山水》撰写了安顺一带人物风情。尽管以上标题略显夸张，但是这些章节大量引用了师生们的日记、文章，我们从师生们原汁原味的记载里，可以管窥到1938年4月的安顺记忆，尤其是4月6日、7日、8日三天两晚师生们的安顺印象。
余道南日记里的安顺：繁荣景象大大超过沿途所经各县
余道南，时为经济系学生（北大学籍）。解放后回到常德老家，在南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至退休（以下转引自《重走》《闻一多先生在安顺》，未找到余道南原书）。
1930年代安顺的繁华令师生们感到惊讶。余道南写道：“安顺城内石板路整齐清洁，商店货物齐备。酒楼茶座，旅馆小吃等一应俱全，房屋建筑高大，街上行人熙来攘往，繁荣景象大大超过沿途所经各县”。
余道南对于师生们集体下榻的安顺文庙专门进行了描述。他写道：“我团全部留宿孔庙，庙建筑宏伟，殿宇高敞，大成殿前有四根花岗石柱，上刻盘龙云彩，雕工精美，堪称艺术珍品，据云系仿照曲阜孔庙雕制，为国内各地孔庙所罕见。殿后有古桂花树两株，树身高大，枝叶繁茂，传闻树龄已四五百年，每年花期香闻数里”。
余道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安顺尊孔氛围浓厚。“县教育局对孔庙有专人管理，经常打扫修整，装饰如新。安顺当局对古代文物的爱护，洵属难得，据管理员说，不仅孔庙保管得完好，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当地官绅还要举行祀孔典礼，至今不绝”。他感叹道：“‘孔家店’早已被打倒，各地孔庙也多改作学校，没有想到安顺还如此尊孔”。应该说，余道南的记载与安顺其他史料是相吻合的。1930年代的安顺，依托蒙学书籍、安顺民俗印刷品尚能发展的伍经文堂间接也说明了安顺一方面接受新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旧学、孔学。
余道南日记还记载了安顺华严洞风景。他写道：“洞在城南距城四里，石山高松如削，洞在山下，洞口既高且宽，如巨鲸张口。洞内甚平坦，设茶座十余张，就洞茗茶，茶香水净为他处所少有。洞顶石缝间石油山泉下滴，落于茶碗中，使茶水益增香甜。洞前有精舍，今改为小学，有洪亮吉所题‘读书山’三字”。
钱能欣笔下的安顺：自常德以来，无出其右者
钱能欣时为政治系学生（清华大学学籍），毕业后供职于民国政府外交部。1939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西南三千五百里》。1949年起义，后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他的书里专门有一章《安顺—黔西的经济中心》，全书35章里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描述的仅有常德、安顺两地。在他的笔下，“安顺城内居户八千家，东西南北两条大街，以鼓楼为中心，商业最为繁盛区便在这里。靠街的店面都油漆得崭新，紫色的门窗黑镶边。石板街道平坦整洁，比贵阳的要强得多了。自常德以来，无出其右者”。“城内有农民银行，是安顺唯一的金融机关”。
安顺的文化教育之发达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文化方面有省立图书馆、省立初中、县立女中和一个私立女中，全县两级小学共十余所，短期小学二十余所，教育尚称发达，在贵州各县中是无出其右者”。
钱能欣还记下了安顺的文化夜生活。他写道：“我们找到一个顶大的茶楼，楼上的汽灯光亮如白昼。八点钟一过，一个个‘游手好闲’都来了，茶馆里有唱戏的，唱小调的，男的女的。每晚总到午夜才散。除了茶馆，还有一家湖广会馆改用的电影院可以消闲。每到晚上，自己用小马达发电，开映些《荒江女侠》与《十三妹》之类的名片，倒是地道的国货”。
钱能欣对华严洞也有描述：“南门外五里有华严洞，是城郊的名胜。洞深十余丈，洞内宽大，原来洞内有一条小河，但早已干涸了”。
作者无意中还记载了安顺早晨的景象。他写道：“（八日）清晨八时半别安顺，通过大街时，两旁店铺都是紧紧闭着，街道上冷冷清清的，除了几个夹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什么都还在梦中”。
杨式德笔下的安顺：沿路一片平原
杨式德，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0年毕业后留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普渡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回国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以下转引自《重走》，未找到杨式德原书）。
杨式德在安顺县图书馆遇到了正在续修安顺府志的黄元操先生。府志局在图书馆楼上，局长黄元操先生给杨式德的印象是“谦恭稳重，真是位笃实的学者”。殊不知，45万字的《续修安顺府志》定稿后在保管部门沉睡了数十年，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年时间核对整理，才终于付梓。
杨式德还记载了去华严洞路上的风貌，“沿路一片平原，土黑色肥沃，大麦小麦多已生穗，鸦片长得有一尺高……”。杨式德日记完整且未加修饰，2011年由其子捐献给清华大学，现收藏于清华大学校史馆，可惜笔者未能收集到该书。
学生笔下的闻一多先生在安顺：不去看的是汉奸
时为经济系的学生（北大学籍）的余道南，记下了闻一多先生在安顺三幅速写的情景。4月6日，他写道：“在三铺，乘着途中小憩，闻一多先生信手画下《三铺》”。4月7日，他写道：“在游览中，闻一多先生又到华严洞画下《安顺县华严洞小学》”、下午“利用游览闲暇之余，闻一多先生又将《安顺县文庙》收入其画簿中”。
时为心理学系的学生刘兆吉（北大学籍）回忆，安顺初中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先生也来了，还成群结队来“瞻仰”这位大作家。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这样敬仰闻先生，你们读过他的《红烛》《死水》一类的新诗吗？”结果，学生一走，闻一多很严肃地对刘兆吉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
时为中文系学生的陈登亿（北大学籍）回忆，闻一多先生在安顺为腐败的问题发过一次火，他听一位在地方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向他揭露兵役当局出卖壮丁，克扣军饷，把爱国华侨捐赠给新兵的棉花和药品都饱了私囊，用来投机倒把，乃说道：“真是丧尽天良，这是最大的犯罪！”陈登亿回忆道：“他当时由于义愤而盛怒的脸色，给我印象深刻，永世难忘”。
时为算学系学生的栾汝书（北大学籍）回忆道：“在镇宁火牛洞，黄师岳团长请闻一多先生描述洞内的美景，闻一多先生一时讲不出来，只好说：‘景致太好了，一定要去看看，不去看的是汉奸。’众人大笑”。
李灿霖笔下的安顺：开始和徐霞客先生一道走
李灿霖，日后成为著名艺术史家，并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38年，他刚刚从国立艺专毕业，正设法从贵阳前往昆明。他并非师生团的一员，但是他几乎同时段的旅行，也为我们增添了1938年4月的安顺印象。1939年，他的《黔滇道上》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他写道：“于九号下午就到达这次旅行中最大的城市安顺”。作者在这里想起了1638年路过安顺的徐霞客，“由平坝起，我开始和徐霞客先生一道走，一部《徐霞客游记》，是我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所认为遗憾的，只是这位朋友当日所取的路径，和现在有些不同，不能仔细参证。然而，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假如可能的话，我很想把他走的路线，和现在我们走的路线，来作图比较一下”。
他写道：“安顺城有一个很好看的外表，街道整整齐齐的，全是用大小石块砌成；市面也很繁荣，在贵州省有经济上的贵阳之称。城外满是极肥沃的泥土，一望无际的蔬菜、麦苗，指示出他的富庶。我相信，假如不是贵阳遭这次残炸，安顺城中恐怕难嗅到一点战时的气味”。
作者的笔下，安顺的防空很奇异。他写道：“我们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县党部便在讲防空，街上也满是防空的标语。不过，奇怪的是，安顺的当局防空办法倒是很奇怪，不放警，而要人民看天色自动出外躲避。于是安顺便几乎等于每天在警报中”。
1938年4月6日至8日，非常普通的三天，一路西行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浩浩荡荡走过安顺，其间集体留宿于文庙，走访了华严洞。在不同的视角下，三位学生用日记记载了安顺的诸多景物风情，留下了他们的感受，而他们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则在安顺留下了三幅速写。在他们的笔下，闻一多先生在安顺的趣事也被记录下来。无独有偶，4月9日，一位随后西行而去的学生以文章的形式也记载了他在安顺的感受。于是，匆匆走过路过的这群师生们不知不觉间，在同一时段内为安顺留下了一段难得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