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
任何经验的形成必刻有时代烙印，“顶云经验”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率先对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发起冲击，打破极左思潮的束缚，冒着“受批判”“坐班房”的风险，采用“赌咒发誓”“盟约”“打手模印”“画押”等方式，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率先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形成了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齐名“南顶云、北凤阳”的“顶云经验”，这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安顺人民的智慧。
人民的实践是理论诞生的源泉。重温历史，解锁“顶云经验”的产生与发展，从体制、干部、理论三个维度再探“顶云经验”成功的密码，“顶云经验”丰富内涵中所蕴含创新实干改革精神不仅在40多年前煜煜生辉，也必将在当下引领安顺落实“四新”促“四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顺篇章发挥积极的指引作用。
一、从体制维度再探“顶云经验”，再续安顺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基层群众清楚的认识到当时所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出现的情况和恶果，深知违反制度会带来的巨大危险，轻者“挨批斗”，重者“坐班房”，是认命还是不认命？顶云人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最后选择了不认命。他们想方设法，大胆进行尝试让粮食增产、填饱肚子的生产方式，制定包产到组的“盟约”，走上当时认为背离社会主义路线的“独木桥”。正是顶云人这样一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顶云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农村土地改革，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夯实了基础。顶云“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的做法，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也许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一种做法，但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偌大的中国，却只有顶云和小岗率先跨出这一步，这正是顶云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体现。
二、从干部维度再探“顶云经验”，再续贵州干部为民务实、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时任关岭县委书记的李清泉同志得知顶云公社生产队要光明正大搞“定产到组”时，没有打压，没有纠正，而是一鼓作气开展了20多天的调研，通过调研，并开会支持顶云大胆尝试，开始在顶云部分生产队试行。而当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得知此事，明确表示：可以试验。而后两年，在面对“定产到组、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时任省委书记池必卿果敢并坚定的回击质疑者，力挺关岭在农村农业改革中大胆尝试。事实证明，群众是对的，贵州省委、关岭县委领导的决策是对的，“定产到组”不仅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粮食还获得了大丰收。在谈“包”色变的背景下，“顶云经验”酝酿和发展过程中，贵州各级领导干部顶着极大压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力排众议，体现出为民务实、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彰显了他们无私无畏、敢于奉献的为民情怀。
三、从理论维度再探“顶云经验”，再续贵州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
改革的过程是不断突破对“固有制度”依赖的过程，也是创新理论诞生的过程。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同年5月，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开启了全国上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此同时，顶云推行“定产到组”的试验在16个生产队取得成功，粮食不仅平均增产30%，还极大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这一情况在被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知晓并表示支持，还组织召开了两天常委会议，并组织相关调研，研究促进农村改革的这一做法。同年11月11日，两篇《“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顶云公社部分干部座谈纪要》《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的文章在《贵州日版》刊出，向社会对“定产到组”的质疑给出肯定性支持。一文激起千层浪，在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再起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舆论高潮。事实证明，在省委领导和媒体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追求下，顶着舆论巨浪把顶云试验跃升为“顶云经验”宣传推广，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也为农业农村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彰显了省委领导和媒体人对实践、对真理的求真精神和对重大事业的改革精神。
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面对安顺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新挑战、新情况、新任务，重温“顶云经验”，总结和凝练“顶云经验”的精神内涵，就是需要我们继续发挥安顺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赓续贵州干部为民务实、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不断解放思想、把握方向、谋定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顺篇章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