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武光
《文学有声：安顺梅氏六百年》全书洋洋数十万言，由三十五篇文章构成。除首尾两篇以较长文字阐述梅氏的家族发展史及本书资料的收集过程外，其主体部分则按人物立篇，以文系人，因文以论世，撰述明清安顺这一方水土滋养化育出梅氏家族一干儒宦及乡贤。他们为人、为官、为文，践行事迹，感动乡梓，之后流风所被，影响数百年。
赖书作者多年来对家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从剥杂的资料堆中抉微撷英，搜集勘校，撰编了如许有益有趣的文化故典，给世人，尤其是家乡父老奉献出有相当分量的精神食粮。
十多年来，我写过一些介绍梅氏家族及相关人物的文章，自认为对梅氏的家族发展史比较熟悉。读毕该书，还是被不少新发现的史料所触动。其中最直接的感触是作者将人物置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中作纵向拓展，力图在纷繁的社会关系中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由此也再次引发了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即是：在特定的地域社会文化环境中，该如何评价家族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作用？
梅氏始祖以武职入黔，自梅月始，上承四代，下至第十六代，世传文行，科甲累世。明清两代，共出4名进士，28名举人，可谓人才辈出，堪称“习安士家之冠”。梅月以文学启科第，庭训七子：“或成进士，或领乡荐，或列明经，俱文学有声”，为后世效学，承承相袭。从梅氏家族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文化在地方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家业相承，立人先立德，强调清德门风，以此作为家族成员的精神动力和自觉追求。家学的开创者所确立的文化范式，通过家族教育的形式代代相传。重视以祖辈的德范激励后人，弘扬独特的家风特色，延展家族的文脉精神。
梅氏家族为历史留下了一个难得的以德立人的人物系列。梅月为开五百年家风第一人。梅月，字双清，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出任四川分巡川南道按察副使，官有清声，民间有谣：“操如梅，明如月，双清那可得？”这一意、境相契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留给一个人一生的评价，而且展示出一种境界、一种情操，为世间描绘出这样的图画：梅之清节，寒枝傲立；月之清明，静朗高洁。如此“双清”，使“梅”“月”配合周遭的环境，自是风姿独立。自梅月始，我们能在不同的时期，在一代又一代的子孙身上，感受这种梅氏风骨。梅月长子惟和任山东莱州府，行取山海关巡按时，骈诛恶僧，铲除毒瘤，令百姓称快；梅月三世孙梅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出任高平知县，其性廉介，精于吏治，百姓有“梅来百里香”之谣。升泗州知州，每决事，则以“怕不是”三字自度，反复揣以道义，必得其是而后安；梅月四世孙廷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贵州乡试登五魁，掣选河南西平县令，体恤农夫辛劳，将丈量土地必用的“弓”更改为“大弓”，减少了农户田亩的呈报数，西平邑民感戴其恩，誉之为“梅公功德弓”。廷栻以民生为重，对上官则不事奉迎，积怨中丞，被罢免后竟然囊无一文。得知消息后，西平百姓如失父母，四方汇集至所痛哭。廷栻执意返归，行前，士民争相饯别，你送我接，一境殆遍。别时，士子百姓涕泣道旁，以诗联送别，集之成帙，并镌刻“去思碑”数块，立于廷栻所经道旁。如此场景，将梅氏的黔山风骨永久地挺立在豫中大地上。凡此种种，梅氏以其优良的门风为社会所敬仰。
其次，以儒为业，守护家族文学基地，崇儒右文，重视读书举业，是梅氏家族文化传承的又一特点。读书以振家声，成为对家族文脉精神的自觉持守，父子、兄弟、子侄之间交流互进，促使诗书文学氛围的形成，形成家族学术文化链。耕读传家、诗书润泽、文献传承，都表现为广义上的家学传承形式，也是家族文采风流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自明季以来梅氏科第相继，世代簪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朱紫盈门，自梅氏九代梅首、梅建始，科举入仕者达13人之多。甚至出现叔侄同科、父子兄弟科场连捷的佳话，这种科举入仕、世代簪缨的集群化现象，自然为文学人才的大批涌现创造了绝好条件。
再者，学者实心为学，斯为真学问，实心立品，斯为真人品，这是梅氏家族进入清代重振祖业的核心精神，从这个核心出发，无论为人、为政、为学、为诗、为文，都在“实”字、“真”字上下功夫。梅建的《壶山集》有《示诸侄文》，他认为：“世间惟为善乐，读书乐次之，农工商贾各执一业以自食其力者亦无不乐。此外虽有乐处，吾不知也。”如其所说，人生天地间，立身的根本是为善，是读书。为善体现人的本性，发挥人的良知良能；读书可以明理致知。这样的人，就可为君子，为贤哲。
家族对科举的期待以及家族内部针对科举教育的督责，对于子弟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梅建的《壶山集》有过不少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族文化同根同脉，携扶共进的过程。所涉及者，同辈有梅首诸人，侄辈有廷桢、廷标、廷模、廷杰、廷栻、廷楷；孙辈有琮、璿、琯、珏、琚等。或常在身旁，亲聆庭训；或致书解虑答惑，励其精进。由此产生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廷桢以岁贡官平远州学正；廷标为康熙进士，官知县；廷杰亦官知县；廷栻以举人官河南西平县，为官清正，去职时民建去思碑；廷模以岁贡官黔西学正。孙辈琮、璿、琯皆举人，出任知县，亦多善政。在精神上，这些家族先贤的传说连同他们遗存的文献文本，本身就是门风之象征、追摩之楷式，对后世族人具有潜移默化的昭示作用。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梅氏家庭教育及文化成就的形成，与母教以“德”与“才”的相传为习密不可分。在男性管理缺失（或因游宦，或因早逝）的情况下，母亲在家族内部还展现出管理功能，维系家族文学传统延绵不绝。最为典型的首推梅月之母熊氏。熊氏秉性端肃，生二子梅月和梅雪。二子未成年夫故，熊氏时年仅二十三岁，然其持志甚坚，训二子读书，每至夜方就榻。后梅月学有大成，梅氏遂兴，子孙昌达。熊氏享年九十三岁，持节七十载。嘉靖年奉旨旌表，一时士大夫赞颂啧啧，贵州巡抚郭子章作传，大学士徐阶、状元杨慎等俱有诗歌扬显。另一个母德的典范当数梅建之母李氏。明末甲申之变，李氏痛夫殉国，为保遗孤而忍死负累。为抚育幼子，李氏“习勤苦，事无巨细，皆身亲之”，昼夜机杼不息；训子言传身教，爱而不溺，严而有方，为训育使其知书，“午夜篝灯，呼起坐督洛诵，无间寒暑”（刘青藜语），并仿唐代柳仲郢母故事，粉苦参、黄连、熊胆和而为丸以服，使永夜学习，以助勤苦。后梅建学成，取字“啖熊”，以志纪念。
明清两代，梅氏一族人文蔚起，蜚声士林，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还表现在不绝于志载的著述文献，以及相应的学术成就上。自康熙朝后数百年间，梅氏家族有9人留下著作12种。这些著作，蕴含着深厚的文献基础和文化积淀，对一个家族乃至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近年对梅建《重订马氏等音集》的发现，和陈法的《易笺》一道，为黔省仅有的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两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一部音律学著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刊行，就其的出现年代和学术价值而言，在贵州文化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500年前，当梅月以“文学有声”庭训七子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家族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的命题。本文藉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引发更多的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