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馨 文/图
老区小屋
1970年我从贵大毕业，分配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三线企业风雷厂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国家安全的长远考虑，我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业由东北和沿海向西部地区的大转移。这次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史称“三线建设”。在“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动员下，几百万建设者离开熟悉的家园，来到中国西部，用血汗与生命构建起祖国的大三线。
贵州当时除六盘水的钢铁、煤炭基地之外，还同时在安顺、遵义、黔南、黔东南建有011、061、083三个国防工业基地。安顺011航空工业基地从1965年6月开始部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建成40多家单位，职工和家属人数近十万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布局，使一大批当时处于顶尖水平的航空军工单位和科研院所转移到我的故乡安顺。
如果说六百年前明代“调北填南”的行动使安顺大大提高了人口密度和农业生产水平的话，三线建设也大量增加了安顺地区的人口，而这次提升的是安顺地区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三线人用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大无畏精神，诠释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舍小家为大家”的三线精神，而这种精神，极大地激励着故乡前进的步伐，成为安顺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风雷厂是1966年下半年开始兴建的。当年的选址人员来到安顺县幺铺区小屯公社南山生产队的这片叫疙瘩山的地方，这里本是一片石林，没有大片土地，更没有人居住，他们决定把144厂放在这里。于是，公路像神经末梢一样伸进了疙瘩山。
我刚到厂里的时候，这里只有一片家属区，厂里人叫它老区，正在开工建设生产区和新家属区。新区和老区相隔一两公里，符合当时“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风雷厂的主建单位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同时还有沈阳、灵宝、成都等地的参建厂，因此从东北、河南、四川老厂来的技术骨干成为主力。其他员工，数量最多的是从部队转业的退伍军人，其次是从学校分配来的大学生和从贵阳、安顺等地招收的徒工。厂里一千多号人，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疙瘩山里，疙瘩山顿时有了人气。
1970年10月4日，开工典礼在上冲举行，炸石头的炮声响起，一场大会战就这样开始了。大家一起建宿舍、盖厂房，看到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有的厂房在一夜之间就站立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整个厂区仅用65天时间就建成了，这就是当年的“风雷速度”。
我也亲身参加了建厂劳动，而且还为风雷厂的建设付出过不小的代价。我最初是在子弟学校当老师，那天我带学生参加建厂劳动，从一架加高了车厢板的卡车上卸红砖，我先打开了车尾的挂钩，正顺着车下满是乱砖的工地往前走，准备去打开车头的挂钩时，灵活的一群学生早已从另一面跳上车厢，打开了车头的挂钩，车厢板自己倒了下来。我正低头行走，忽然间从眼镜反光中发现头上有东西砸下来，本能地将头一偏，车厢板没有砸到头顶，却砸在肩上，顿时感到腰部一热，我倒在了乱砖堆上，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回宿舍，我完全不能站立，厂里派了一辆大卡车把我送到302医院，我被确诊腰部压缩性骨折。我躺着不能自己翻身，学校派陶老师到医院来护理我。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会终身残疾，我也已经作好了卧床画画的打算。
后来是我二哥到乡下把从事草医的三舅接来，用自制的药酒给我医治以后，我才幸运地站立起来，又坚持了一年多的治疗才基本恢复到能够自理。
老区的这栋房子（如图）与我很有缘分。那时候厂里还没有建好学校，职工子弟上学又迫在眉睫，厂里就把这栋刚建好的宿舍当成学校使用。我和华东师大、北航刚分配来的几位同学和从部队转业来的陶老师，以及随父母从东北来三线，后来成为我夫人的小牟一起，组建成子弟学校。学生虽然不多，但年龄参差不齐，基本上每个年级都有几名，我们每个老师都是全科教师，身兼数职，什么课都能上。没有体育设施，陶老师就想了个办法，捡来工厂现成的跳板，在这栋房子前面搭建起一架跷跷板，我帮他一起搭，按照我们的设想，学生们会很有秩序地轮流上跷跷板。谁知跷跷板刚做好，十几个小男孩一窝蜂拥上去，喊着口号快活地跷起来，接下来就压坏了一个学生的脚，活动被迫停止，跷跷板也只得拆掉。
子弟学校在这栋房子里凑合了一个学期，正规的校舍建好后，就搬走了，这里恢复为家属房。
后来我成家，工厂就把其中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分配给我。我爱人属于厂二代，我们在子弟学校共事两年，在接触中建立了感情，尤其是我受伤以后，她顶着各种压力，没有离开我，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我们结婚就在这栋房子中间那间小屋。没有仪式，没有酒席，只是买了几斤糖果招待来祝贺的亲友。我们在这间小屋里生活了三四年，人口最多的时候是我们女儿诞生，一家三口和来伺候月子的母亲及侄女一共五口人住在这里。这里留下的，除了三线建设的辉煌故事，还有我自己的青春梦想。
厂工会礼堂
厂工会礼堂是我在风雷厂工作期间，留置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在左边二楼的那间办公室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
“工会工会，吃饱就睡。”这是当时工人师傅对我们工会工作的调侃。其实我们工会的工作就像“不管部”，除了产品生产之外，吃喝拉撒睡，几乎样样管。我的工作相对单纯一点，主要是厂里宣传那摊子事，写稿子、出板报、组织文艺汇演、搞展览、开运动会或者举办体育比赛等，而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放电影。当时职工们最高兴的事情，也是看电影，辛苦干了一天活，吃完晚饭搬张小板凳去看电影，是最大的乐事。因此工厂有放映队，配有一名专职放映员和四五名业余助手，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放电影，每年放映场次超过300场，设备也从16毫米流动小机器到35毫米流动大机器，再到35毫米座机，一应俱全。
当时的电影内容很单调，八个样板戏几乎背得，大家就不想看了，逐步解禁的一些老片子，则要看各家放映员的本事怎样尽快拿到。每当出了一部新片子，多家放映员就聚集在电影公司调度室，等待调度员开恩，经常一直耗到很晚，多数放映员耗不住随便开个片子走了以后，剩下的几家放映员才能协商当晚如何串片。我们通常会派出一两台摩托车去上一家守候，刚放完一两卷片子就赶快跑回来。最晚的一次，我记得是放聊斋《画皮》，我们是半夜两三点钟才串回第一卷片子的，工会主席就到家属区扯着嗓子通知大家起床看电影。
在厂工会礼堂，我们还组织职工业余汇演，由各个车间科室自己编排节目参加演出，大家兴高采烈，像过盛大的节日。参加基地的汇演和厂际之间的交流，则是常有的事情。
在厂工会礼堂，我们多次接待流动的表演团队来厂里演出，有杂技，也有歌舞。最难忘的一次，是我把来三线慰问的上海芭蕾舞团激进了工厂，破天荒地在这里演出芭蕾舞剧《天鹅湖》，这让附近工厂的员工很是眼红，大老远骑自行车跑来看表演。我用“激将法”激芭蕾舞团领队的一句话是：“你们上级领导让你们来三线慰问，就是要让你们来体验三线职工的生活，你们为什么不敢到工厂去演出？”我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的职工看到芭蕾。不过那次演出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够大，首先是厂招待所只有几个床位，接纳不下这么多人，木工房的师傅硬是在一天之中突击给每位演员搭了一个简易的床位，并且从安顺买来棉絮被褥铺上。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好几个床铺都是尿湿的，她们把这情况告诉我，认为这些演员是在挑剔工厂接待不周。我则给她们分析说：“我们的厕所离得太远，晚上他们出去上厕所肯定害怕，而且公厕卫生状况也不太好，更何况他们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最后我化解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尿床。”于是大家哈哈一笑，从退休办调来几位老阿姨，帮忙清洗。
这次演出，我们三线人看到了顶级的芭蕾表演，而且是刚解放不久连上海人也很难看到的演出。上海的艺术家们肯定也体会到了三线人的艰辛。
在厂工会礼堂，我最乐意干的工作还是逢年过节出专刊、画刊头和抄板报。画刊头可以练习画画，抄板报则可以练习书法，如果不是突击赶时间，我都乐意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但如果时间紧迫，我就从车间借人来帮忙。
我在厂工会礼堂那些日子，每天除了日常的工作，就是抓紧时间画画，读美术理论和美术史。每到这种时候，我总会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这间房子里练习中国山水画的各种皴法和笔法，然后从当时十分枯竭的资料上去寻找有关中国绘画史的文字，做成卡片，从中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中国山水画史的脉络。工厂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笔墨纸张管够，宣纸可以买，广告色则用柜子装。我的画板是四张五层椴木胶合板拼成的，而且是工会主席亲自帮我从工厂库房领出来的军用品，只是时间比较吝啬，日常工作本已十分繁杂，更要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我十分钟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一小块时间，就赶紧练上几笔。好些人劝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何必再辛苦自己。”我明白他们的标准是可以应付工作就行，但我的理想显然要稍高一点。
为了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我组织了绘画兴趣小组。这个小组成员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人，最少的时候也有五六个铁杆。我们每天晚上在厂工会礼堂楼上开展活动，除了临摹，就是轮流当模特写生。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大家带上干粮，邀约着到野外去写生。我还集合大家的力量，用钢板刻蜡纸油印的办法翻印了《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分发给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两本书在当时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我十分感谢风雷厂工会礼堂，它让我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它是我的自修学院，习画道场。我今天之所以能画点画，除了师友的教导和影响之外，也离不开风雷厂工会礼堂楼上的那十个寒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