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绢本彩绘《福建舆图》堪称国宝，它以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细节，展示了当时福建全省九府、一州和六十县的地理风貌。其独特的青绿山水画法和金银线绣制的金龙装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国家领土主权的有力见证。
舆图并非简单的地图，而是承载疆域治理、军事战略与文化传承的综合性载体，兼具实用功能与政治象征意义。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道出“舆图”之名：“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古代舆图绘制多采用“计里画方”之法，魏晋时代政治家、地图学家裴秀撰《禹贡地域图》首次提出“制图六体”为该法奠定基础。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宋代《禹迹图》便是经典范例。
“计里画方”这一中国古代经典制图方法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其核心是在地图上按比例绘制方格网，每个方格代表固定的实际距离，比如“每方折地百里”，通过方格定位实现地理要素的精确对应。在古代，“计里画方”因兼具科学性与系统性，成为学术研究和宏观地理分析的优选技法。但如此成熟的技法，却未被用于《福建舆图》这样的重要官绘地图。
《福建舆图》亦称《福建全省道里图》，是以形象绘法成图，未设统一比例，以诏安至长乐为例：图上距离约6米，实际相距约360千米，比例为1∶60000；诏安至武平，图上距离约2米，实际距离约200千米，比例为1∶100000；浦城至松溪，图上距离约1.5米，实际距离约50千米，比例为1∶33000。据此可知，《福建舆图》并无统一比例。此结论亦可从图中澎湖列岛与台湾的面积呈现得以佐证，图中台湾岛面积约为澎湖列岛的5倍，而实际二者面积差距远甚于此。
要理解《福建舆图》采用形象绘法的选择，需明晰其诞生的特殊背景。《福建舆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684—1686年），恰是施琅收复台湾后不久。彼时，清朝急需一份精准的区域地图，厘清福建全省及台湾的疆域边界、行政划分与军事布防，这份舆图由此承载了明确的政治与军事使命。
从内容上看，它全面呈现了闽台的山川地势、府州县行政区划，对城镇、关隘、山寨、岛屿等战略节点标注尤为详尽。绢地彩绘的工艺的运用，搭配四周的龙纹黄缎边饰，既彰显了官绘地图的权威性，也让地理信息更直观易懂。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这幅图不仅是地理文献，更是巩固海防、管理地方的“战略手册”。
《福建舆图》未采用“计里画方”，并非技术落后，而是基于实际需求的精准判断，背后藏着四重考量——
其一，地图性质决定功能优先级。这幅舆图本质上是一幅“道里图”，而非追求几何精确的学术地图。“道里图”的核心诉求是清晰标注道路里程与行政区划，服务于行政指令传达、军队调度与物资运输等实用场景；而“计里画方图”侧重的是全域比例的准确性，更适合宏观地理研究。对康熙朝的福建而言，明确台湾府与祖国大陆的交通路线、标注沿海关隘的具体位置，远比绘制精准的方格网更为迫切。
其二，传统技法更适配数据获取方式。《福建舆图》的绘制采用了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结合“实地步测+文献考证”的方法——官员亲自踏勘驿道、统计里程，搜集民间地理资料补充细节。这种方式能精准捕捉关隘、口岸等关键节点的信息，确保核心需求的实现。
其三，技术条件与时间窗口的限制。舆图绘制于1684—1686年，此时西方经纬度测量、三角测量等技术尚未大规模传入福建。而“计里画方”绘制大面积地图时，需要极高的统筹精度，对福建这样多山地、多丘陵的区域而言，完成全域方格网的精准绘制难度极大。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康熙主持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虽采用了西方技术，但那是举全国之力、有传教士参与的国家级项目，与地方主导的《福建舆图》在资源投入上完全不在同一层面。
其四，地形特点呼唤灵活的表达形式。福建“依山傍海”的地形特征，本身就与“计里画方”的规则方格存在天然矛盾。曲折的海岸线、纵横的山脉很难用规整的方格精准呈现。而“道里图”的灵活表达恰好适配这种地形：用曲线勾勒河流走向，用不同符号区分城郭与山寨，对厦门、台湾府城等战略要地甚至采用特写放大的方式突出价值。这种因地制宜的表达远比机械的方格网更具实用价值。
《福建舆图》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盲从单一的制图标准，而是以实用需求为核心，用传统山水画技法呈现山川地势，实现艺术性与地理实用性的统一。它所秉持的“实用理性”，与同时期欧洲地图执着于几何精确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欧洲地图追求全域比例的绝对精准，侧重科学认知的表达，而这幅舆图则立足军政需求与复杂地形，以灵活适配为首要原则，展现了中国古代技术选择的务实智慧。这种差异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不同文明背景下技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东西互鉴”提供了生动样本。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