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31日，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漳州为首府建立闽南护法区，在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还进行造公园、拆城墙、开马路等市政建设。
陈炯明认为“启发新机，莫良于美育；而陶淑个性，莫普于公园”。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的杨锡宗在完成广州第一公园方案后，即被陈炯明聘为漳州市政总工程师从事城乡规划，周醒南为漳州第一公园的主要负责人。漳州第一公园选址借鉴广州第一公园，以漳州府衙及其附近民地为基址，于1919年11月宣告落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各地以中山命名公园、植物园、纪念林等，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山园林现象”。1926年秋，漳州第一公园经过修整后易名为中山公园。100年来，漳州中山公园见证了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苏区革命、抗日战争等近代重要历史事件。在福建省所有的中山公园中，漳州中山公园不仅建园时间最早、纪念元素最多、中山精神文化最为突出，还包含了朱子文化和红色历史。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花甲之年的朱熹任漳州知府，漳州府衙自此有了“紫阳古署”之雅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郡守赵汝谠在府衙凿半月形“七星池”、建“君子亭”以纪念朱熹。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府魏荔彤“私心所慕文翁之雅化也”，于府衙大堂后建规模宏大的仰文楼。
漳州第一公园建成后，陈炯明《漳州第一公园记》曰“地虽不广，然杂莳花木与水石相映带，天气清淑，足为郡人游息之所”，“立华表一、亭一、音乐亭一、图书馆、美术馆、运动场，皆粗具焉”。全园被东西、南北两条主园路十字交叉分成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区域。
东北区东门入口正对一座华表“闽南护法区纪念碑”，华表西侧为喷水池、公园办事处、苗圃、果园。西北区七星池予以保留，其南侧为球场，球场西侧设计规则模纹花坛。西南区漳州府署建筑群修缮后作为图书馆、阅报室，府衙东侧花圃建漳州第一公园记碑亭，公园南端土地庙拆除后改建兰圃。东南区梅冈扩大加高，名之龙虎山，山腰遍植梅花，山顶建五角梅冈亭；南麓旷地建六角音乐亭；保黎堂拆平改建为运动场，设置新的体育运动设施；东侧菜园建美术馆。
闽南护法区是孙中山先生反对军阀、再造共和的“根据重地”。轰轰烈烈的“漳州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漳州也获得了“闽南的俄罗斯”“模范小中国”“中国南部革命中心”等美誉，而漳州第一公园在整个市政建设中最为耀眼，成为市民学习、交流、运动、集会的中心。
1919年5月22日，2万余名市民集中在尚未建成的第一公园内召开国民大会，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公园成立的自明书社、图书馆购置《建设》《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革命书籍、报刊供市民阅览。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受邀在仰文楼演讲，以促进护法区的学术、文化、思想交流。球场、运动场的新式运动设施吸引众多体育爱好者前来体验。
1920年4月，来自俄国的列宁特使波达波夫将军在上海会晤孙中山之后抵达漳州，下榻环境优雅的漳州第一公园仰文楼。1920年8月1日，日本文学家佐藤春夫第一次到中国便慕名前往漳州，此时漳州第一公园“夹竹桃盛开，公园里有草坪、一簇一簇的大红花，树荫下放着许多天蓝色的长椅”。1926年11月，何应钦率北伐军入漳州。1927年1月，陈炯明的“漳州第一公园记”碑亭被改为“中山公园纪念亭”，镌刻《总理遗训》和何应钦撰写的《中山公园纪念亭记》。 七星池南的球场改为中山广场，建中山纪念台。龙虎山北坡用红绿草铺饰“中山公园”四个大字，漳州第一公园正式改名为漳州中山公园。
1918年到1920年间，闽南护法区市政建设把八卦楼至龙文塔一带原墙防顶（城背顶）命名为博爱道。1926年11月，千年古桥通津桥改建成公路桥，时值北伐革命军进入漳州，何应钦改名为中山桥并撰写碑文《重建中山桥记》。之后，以陈炯明笔名“陆安”命名的陆安东路、陆安西路、陆安南路、陆安北路也改名为中山东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博爱道、博爱纪念碑（即闽南护法区纪念碑）、中山桥、中山公园、中山路前后呼应，构建起极具民国特色的漳州城市空间景观。
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后在仰文楼召开闽南工农代表大会，成立闽南统一的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委员会”。当年“五一”劳动节，漳州中山公园召开“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同年，在音乐亭东侧平房内成立龙溪县农民协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漳州中山公园成为当地抗日救亡中心，芗潮剧社、学校师生在园内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56年8月，公园东南侧建闽南烈士纪念碑，碑顶立一尊闽南游击队战士塑像。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风景园林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