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杭县志》等文献记载，明初永乐年间上杭李法佐、李法佑兄弟等人从浙江引入“十八罗汉”木偶和高腔木偶戏，奠定了闽西客家木偶戏的雏形。经历代艺人薪火相传，闽西客家木偶戏成为老百姓婚庆寿喜和民俗节庆的必备项目。
1929年红军入闽, 在多地建立红色根据地。作为当地人最喜爱的戏剧之一， 闽西客家木偶戏成为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载体。当时闽西地形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思想封建，不易接受新思想，但党并未机械式灌输革命理念，而是指引本土木偶戏剧进行“红色”故事创新，在革命启蒙的同时兼顾娱乐功能，创造出符合革命年代需求的文艺作品。苏区中央颁布《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法规，规定“每一个县都要有一个新剧团，每个区都尽力组织一个新剧团，新剧团要演新剧，要到处演新剧”。这就为闽西客家木偶戏的“红色”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理论支持，文艺活动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
在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期间，木偶戏艺人丘必书怀揣革命热情，编排新剧《打土豪》《婚姻自主》《不识字的痛苦》《团结一致》等剧目配合土地革命，革新农民思想。上杭大洋坝全区赤卫队总检阅时，丘必书携木偶戏班慰问，演出《扩大红军》，鼓舞23位青年现场参军。
红军攻克漳州后，连城的徐传华携木偶戏班入漳，自编《打武昌》《宋江入城》激发民众斗志，后因触怒军阀张贞遭追捕离漳，但其影响深入人心。返回闽西后，徐传华在苏区编演《李自成起义》等剧目，为群众、红军演出，继续传递党的方针政策，鼓励群众投身革命与生产支前。
除了利用木偶戏剧宣传革命，木偶戏艺人还利用演出之便藏物送信，完成紧急情报和物资的传输。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上杭苏区大部被占，只有新组建的游击队或小组坚持反“清剿”。如此险境下，丘必书借木偶戏班演出，将信报藏于戏箱避查，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运送粮食和医药。在游击队遭遇封锁之时，将自备电池赠予他们，解其燃眉之急。得知游击队被困龙岩，物资匮乏，他率戏班筹备物资，与敌军周旋并安全送达，践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新中国成立后，闽西客家木偶戏将其红色踪迹延伸至欧洲社会主义阵营。1956年，徐传华等率领戏班赴莫斯科、布拉格、华沙等地演出，获得观众赞许，故徐传华被誉为“中国木偶表演艺术大师”，以“小木偶”牵动“大外交”，为民族传统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新时代，新征程。2021年上杭原创的客家木偶剧《红小鬼》，以木偶世家技艺演绎客家往事，以古田会议为历史场景，用英雄群像续写红色篇章，诠释客家人“处处为客、处处为家”的担当与奋斗精神；在技艺上亦实现新突破，首创“木偶提木偶”的“魔术手法”，结合AI数智技术与多元艺术融合，激活丰富红色资源，打破时空限制，代入沉浸体验，在审美惊奇与“偶情”感动中实现了“乐中施教，教乐相融”。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