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历史上的福厦一瞥》日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译者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孙丽红和胡雯。两位译者选译了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一部是美国海军将军劳希与考文合撰的《法国人在福州》，此书1884年由上海“华洋通讯”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英国海关税务司乔治·休士的《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来自中国和其他的记载》，1872年在香港出版。
《法国人在福州》实际上是劳希与考文对马江海战的观战实录，那个时间段他们在福州的任务就是观察战况。书中的描述使人身临其境，似乎让人看到闽江下游两岸边的山峰树木一直延伸到蓝色的天际边，又仿佛让人亲历海战前令人窒息的等待。《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来自中国和其他的记载》的作者休士是英国人，1861年进入中国海关，相继在宁波、广州、天津、烟台、厦门、汕头等口岸任副税务司和税务司等职，1862与1869年两度担任清末厦门关税务司。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但出于兴趣却写出了颇有史学、社会学价值的东西。
在劳希和考文的笔下，福州自有它独特的韵味，闽江如练，山水相映成趣；当地人淳朴厚道，梯田像一张会呼吸的笑脸，绿意盎然。在休士的笔下，厦门风景如画，内港宛若一颗晶莹的明珠，安然镶嵌在群山环抱之间；当地人勤劳勇敢，渔夫与水手身形适中、体格健壮、动作敏捷，能适应极端气候而毫无不适。在所呈现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上，两部著作与当时流行的欧洲小说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尤为关注的是，三位作者都塑造了战争中中国英雄的形象。
《法国人在福州》详细描述马江海战的战况，三千多将士经过浴血奋战而殉国。战斗一开始福建海军就处于绝对的劣势，激战了一阵子后，“振威”号被打得遍体鳞伤，其沉没只是早晚的问题。勇敢的船长带着所有剩余的部下，驾船奋力地冲向最近的敌舰“德斯丹”号，他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爱国激情使他置生命于不顾。此时对方的炮击中甲板上的弹药堆引发爆炸。船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敢和高贵，直到最后一刻，他手中还紧握着一支装满膛的火枪。作者赞船长是“勇气过人的超人”。休士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来自中国和其他的记载》中也描写了中国英雄。1841年8月英法联军进攻厦门，中国人英勇御敌，一名中国军官在长列炮台上割喉自杀，另一名则纵身跳入海中，自溺而亡。
实际上，从17世纪到鸦片战争后，外国书籍所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经历了明显的变化。17—18世纪，西方书籍中的中国人有礼、有德、理性、智慧，人物形象俊美高大，其实这也是欧洲对自身社会的一种反思和“他者想象”。而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后，欧美书籍中的中国人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因为西方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强调“文明等级论”，为其殖民统治，必然建构出一种想象中的东方形象，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休士虽是英国人，当时的英国与中国是交战国，但他写到中国英雄时怀揣着敬佩与公正感。两位海军将军虽是美国人，美国与法国当时关系很好，但他们总体写得客观。海战之前，他们知道清军必败，怀着复杂的心情描述海战前夜法军晃动的灯光，知道照过的房屋会被摧毁，战士会血肉横飞，船只将沉没。他们想到这些亚洲小伙子有珍爱的妻子正柔情蜜意地微笑，还有自己疼爱的牙牙学语的孩子。他们只能祈愿士兵们安睡，明天将进入另一个世界。正是这种感情让他们写出这样的书。海战之后，他们还组织了海上施救。在那个时代，中国英雄形象的塑造有助于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局限，赋予中国人以道德与精神光辉。
《史海钩沉——历史上的福厦一瞥》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至今对当下的福建地方史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再没有一本书像《法国人在福州》这样详细地描述马江战役，而且带有文学色彩，从战前写到战后，并附有极富价值的第六章《回顾、比较和评价》：深度解析了参战的中法舰队的战舰等级、吨位、马力、人数、武器装备与受损情况，从体制上分析了羸弱的大清让一群英勇的士兵惨败的原因。《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来自中国和其他的记载》则细致描述了厦门的历史，尤其是日本人侵犯中国海岸、郑成功收复台湾、英军占领厦门等重要历史过程。休士之所以能够如此到位地把握历史细节，正是因为他在史料搜集与田野调查上做到了极致。比如，经现场考察，他以英军进犯为例，详细介绍了厦门城墙与炮台的坚固情况。此书记录了厦门的农业生产和自然条件、动植物与疾病，还特别介绍了航标，将其设置的目的、位置给读者一一道来，并描述了灯与塔对航运的价值。此外，该书还记录了厦门地区宋、元、明、清时的贸易概况，描述了关税制度、关税数量等，为研究近代当地经贸提供了大量数据和重要参考。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三位作者对中国的态度偏向友好，但其情感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悯”色彩，并夹杂着优越感，不自觉落入一种上位视角。他们对清政府所面对的不平等外交处境视而不见，劳希与考文对法国殖民主义动机背后的掠夺性只字未提，而对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休士在战争道德与民族情感之间似乎选择了后者。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