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是一位同情、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国际友人，一生多次到中国。1937至1938年，卡尔逊开启了第三次中国之行，他考察了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根据地，历时8个多月，行程8000多公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战区。卡尔逊如此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旅行。”此次中国之行，他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战行动、决心和精神心生敬佩，还将所见所闻以书信方式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太阳正在升起——卡尔逊亲历的中国抗战》一书，由卡尔逊致罗斯福总统的信、军事报告及随行人员战地日记等整编而成，真实再现了一位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战，尤其是对敌后抗战的见闻。
1937年8月18日，卡尔逊抵达上海时，淞沪会战鏖战正酣，卡尔逊起初在上海观察着中国正面战场的动向。不久后，他启程前往山西考察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2月28日，卡尔逊与山西的八路军一起生活、行军，亲历和见证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卡尔逊发现，一方面，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难以得到物资供应，因为此时国民党政府除了提供用以制作军队制服的布料外，其他援助（包括武器弹药等）都已停止供给；另一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虽艰，但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能力已有了很大提高，且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抗战情绪很高，“继续抵抗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尽管中国抗战形势并不明朗，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丧失抵抗的意志，人民群众都有抵抗的决心，物资紧缺等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故此，卡尔逊坚信中国有能力抵抗下去，有决心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并写道：“即使南京的部队不抵抗了，这股力量会继续对日本占领和修建的各条交通线进行反击。”
1937年12月24日，刚到山西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个星期，卡尔逊观察发现，军中所有人都互称为“同志”，从不以军衔来称呼干部，干部和战士在着装、饮食及居住环境上都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他还发现八路军纪律严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忠实地遵守着”，八路军提倡部队官兵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他们只肯拿付过钱的物品”。为避免草率下结论，卡尔逊还同普通老百姓以及传教士进行交谈，他们一致高度评价八路军。随后，卡尔逊在致埃德加·斯诺的信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样一支军队。”
究其原因，卡尔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重视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视为军队赖以生存的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俗地将军队比作鱼，百姓比作水，强调军队与老百姓必须亲密无间，因为鱼儿离不开水。因此，八路军在老百姓中有极高的威望，就连山西地方官员也不避讳地承认，“他们有点儿忌妒八路军在老百姓中的威望”。1938年3月23日，考察完八路军在中国西北地区军事活动的情况后，卡尔逊向美国海军部提交了《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特别有关中国八路军的组织和策略的军事报告》，文中如此写道：“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
卡尔逊此次来华目的之一，是希望观察和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卡尔逊在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发现，八路军形成了一套全民同仇敌忾抵抗侵略的独特方式，即正规军，辅之以游击队，与民众紧密协作的抗战方式。中国共产党进入新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就把当地民众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并开展相关训练。游击队负责保卫交通线，以及破坏敌占区的铁路、水源、供应基地等，留下来的民众则为八路军提供情报。这样，“所有的民众都被动员起来抗击侵略者”。
在实战中，八路军在敌人的部队之间神出鬼没，来回穿梭，使对手不得安宁，卡尔逊将此情形比作“一窝大黄蜂骚扰着一头大象”。卡尔逊在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广大地区亲自见证了游击战术的成功运用。当时，该地区遭到日军8个纵队（每队一两千人不等）的夹击，结果“敌人的每一支队伍都被群众、游击队和八路军的联合力量击退”。1940年夏，卡尔逊再次谈到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我觉得他们进行抵抗的方式相当精彩，最终是要把日本击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害怕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卡尔逊在山东临清见到了前来视察的省长、海军上将沈鸿烈，“他不认为应该去组织民众，除非民众自己组织起来”，虽然八路军努力做沈鸿烈的工作，但他仍然顽固不化。卡尔逊也认识到，蒋介石显然是不许把民众组织起来的，他担心组织起来的民众会成为一支难驾驭的力量。
1927年，卡尔逊初次来华时，对国民党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江西的共产党人是一群土匪”。此次中国之行，卡尔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敬佩之情。在山西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卡尔逊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聂荣臻等八路军的指挥官，并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卡尔逊写道：“谦虚是所有八路军领导人的特征。”卡尔逊用颇多赞誉之词描写了他眼中的朱德：和蔼可亲，谦虚低调，纯朴、坦率且正直，而在军事问题上从不含糊。1938年5月初，卡尔逊到延安进行了10余天的考察，成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卡尔逊与毛泽东长谈后，认为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1940年，卡尔逊再次谈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时写道：“他们与我过去在中国见到过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用手中的权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然而，卡尔逊发现国民党的官员却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如在汉口，“贪污受贿的官僚分子在国民党政府中进行着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卡尔逊还引用《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杜延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的一段话：“来到重庆明显令人失望。这里民情低落，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赚钱。……中央政府的人忙于搞‘建设’没有时间考虑为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做点儿什么，而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结合亲身见闻，卡尔逊认为：“拯救这个国家还是得靠无产阶级。”后来，卡尔逊在马尼拉同一群中国的银行家、医生和教师等专业人士谈话时，发现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卡尔逊这样描述：“他们相信，中国唯一的希望是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作者单位：福建古田干部学院）